尼尔·波兹曼三部曲 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套装共3册） [美] 尼尔·波兹曼 著，何道宽，章艳，吴燕莛 译

　　内容简介

　　《技术垄断》（书号：978-7-5217-0049-7；定价：58.00元）

　　本书与《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中信，2015）并称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检讨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制度的负面影响。

　　作者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他之所以揭示技术的阴暗面，是为了避免技术对文化造成伤害。文化有三种形态：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在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使信息泛滥成灾，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踪，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本书揭示了技术垄断阶段各种“软”技术的欺骗作用，挞伐所谓社会“科学”，谴责唯科学主义；辨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之异同，并为传统符号的耗竭扼腕痛惜；号召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抵抗技术垄断，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娱乐至死》（书号：978-7-5086-4828-6；定价：38.00元）

　　《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是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之一。

　　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乔治 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

　　《娱乐至死》想告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童年的消逝》（书号：978-7-5086-4827-9；定价：38.00元）

　　《童年的消逝》初版于1982年，是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之一。

　　“童年”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印刷术普及之前，儿童与成人之间靠口语传播，彼此分享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所以人类并没有“童年”；印刷术普及之后，文字成为主导，成人掌握着文字和知识的世界，儿童与成人之间出现了一道文化鸿沟，“童年”诞生了。

　　电视时代，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共享，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儿童几乎都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逝。

　　波兹曼同时指出，在成人和儿童共同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教育等最终蜕变成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人类的文化精神逐渐枯萎。

　　作者简介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

　　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弘扬了麦克卢汉、伊尼斯开创的媒介环境学，推动其进入北美传播学主流圈子。存世著作共25种，包括专著13种，合著10种，合编2种；其中《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并称“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传世论文200余篇。1986年获美国英语教师学会授予的“乔治?奥威尔奖”，1988年获纽约大学杰出教授奖。

　　精彩书评

　　【国内评论】

　　波兹曼是一位睿智的学者，他善于写小书，从《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到《技术垄断》，他能看到人们视而不见的现象，并从中看到社会与人心的巨变。他的很多结论，粗看荒诞、平淡，但细思极恐。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

　　在这个三部曲中，波兹曼的思想越来越深刻，观点也越来越激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他的这些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先前从来没有在他的思考方向上尝试思考过。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

　　波兹曼早在因特网还没有流行的1992年就写下了一部经典著作，猛烈批判美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技术的迁就、盲从。……这部书既可作传播学著作来读，也可作技术哲学著作来读。

　　——刘华杰，北京大学

　　波兹曼的观点，与国际国内像科学元勘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一些看法很有相通之处。……其中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刘兵，清华大学

　　《技术垄断》中*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所谓的“社会科学”的批判，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被冠以社会科学的名头，而假借科学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切就不可以受质疑。中国的学人尤其要对此进行反思。

　　——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当今的现实是，不但电视文化，而且印刷文化，二者共同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因而消逝得更为彻底。

　　——周国平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刘擎

　　【国外评论】

　　波兹曼关于技术如何改变社会的见解……是生动而富有启发性的。

　　——《纽约时报书评》

　　波兹曼在媒体研究领域是一位巨人，地位仅次于马歇尔?麦克卢汉。

　　——安吉拉?佩妮，“抨击杂志”

　　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尼尔?波兹曼的逝世给公共话语带来了某些寂静。一位博学的批评者，一位严谨的反对者，一位跟奔涌的发展唱反调的人，沉默了。回顾他令人惊叹的事业，你会发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核心都是一连串问题……他希望你去思考，字母表是如何改变了口语文化的，印刷媒体给宗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教育是如何创造了童年的，为何对标准的测试意味着对学校系统的激进反思。

　　——彼得?卡瓦纳，《环球邮报》

　　尼尔?波兹曼是一位传承伟大纽约传统的不可思议的讲述者……正如他说的故事一样，尼尔?波兹曼投入了一生来让我们停下来……他是一个和蔼谦恭的人，他绝对不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但是他的确告诉过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直至肺癌让他永远消声。

　　——约翰?齐默尔曼，《纽约邮报》

　　我时常想起萧伯纳著名的诗句，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依靠不理智的人。马歇尔?麦克卢汉是不理智的，兰斯是不理智的，尼尔也是不理智的。因为这样，所有美好的事才发生了。

　　——保罗?莱文森，美国作家、福特汉姆大学教授

　　波兹曼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在约二十本书和众多的采访和文章中展现了他的思想和他的优雅。这些作品都值得阅读和深入思考，有意或无意间你会将你读到的说给他人听。波兹曼是看穿了皇帝新衣的孩子，后来他长成了擅长表达的义愤填膺的教育者和社会消费者。

　　——迈克尔?寇姆夫，《学院季刊》

　　波兹曼的每本书都是一本小册子，一本装了封皮的随笔：《童年的消逝》讽刺美国文化的幼稚化；《娱乐至死》讽刺娱乐业，以及娱乐业对观众造成的影响……他的知识分子姿态，他在公众环境中的表现，以及他伟大的天赋——极好的幽默，实质是一个开化人类在一个野蛮世纪进行的尝试，之后成了一个开化人在电视文化中的尝试。

　　——杰伊?罗森，纽约大学教授

　　在波兹曼的书中，隐喻的作用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体现。我们设立“尼尔?波兹曼隐喻奖”有两个目的：奖励一位纯熟使用隐喻的有天分的作者；纪念并推广波兹曼的作品，以及印刷思想。

　　——锐透基金会

　　目录

　　《技术垄断》

　　中译者第二版序 xi

　　中译者第一版序 xxv

　　作者自序 xlix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001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021

　　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043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063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079

　　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101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117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135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159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183

　　第十一章　爱心斗士 203

　　注　释 223

　　参考文献 229

　　索 引 233

　　中译者第一版后记 253

　　中译者第二版后记 255

　　《娱乐至死》

　　前言

　　第一篇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

　　第二篇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第七章 “好……现在”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童年的消逝》

　　序言

　　引言

　　第一篇 童年的发明

　　第一章 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

　　第二章 印刷术和新成人

　　第三章 童年的摇篮期

　　第四章 童年的旅程

　　第二篇 童年的消逝

　　第五章 结束的开端

　　第六章 一览无余的媒介

　　第七章 成人化的儿童

　　第八章 正在消失的儿童

　　第九章 六个问题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精彩书摘

　　《技术垄断》

　　作者自序

　　1959年，查尔斯?斯诺爵士（Sir Charles Snow）推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书名既是他在剑桥大学所做的里德讲座的题名，也是其主题。该讲座旨在阐明他洞悉的当代重大问题：艺术与科学的对立。更加准确地说，他想阐述文人（有时称为人文主义者）和物理科学家难以调和的敌对态度。甫一问世，该书即引起小小的轰动（大概相当于里氏震级2.3级吧），部分原因是他坚定地站在科学家一边，使人文主义者有充足的理由和机会反唇相讥，提出尖锐、有趣而难听的反驳。不过，这场论战时间不长，所以他的书很快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这个结果很有道理。查尔斯爵士提出错误的问题，进行错误的论辩，因而做出了文不对题的回答。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不存在争吵，至少不存在足以使多数人感兴趣的争吵。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要感谢斯诺先生，因为他注意到一个事实：确实存在两种文化，而且两者尖锐对立，因此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论战。他太关注教员俱乐部里那些难以捉摸的不满情绪，对从未栖身这种俱乐部的人的生活则关注不够。倘若他对教员圈子的关注少一点，对普通人的关注多一点，他必然会明白，问题不是存在于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争论，而是存在于技术与人之间。这不是说，“除他之外的每个人”都认识到问题所在。事实上人们相信，技术是忠贞不渝的朋友，原因有两个。首先，技术的确是朋友，它使生活更容易、更洁净，使人的寿命更长。谁还能向朋友提出更多的要求呢？其次，由于技术和文化有长期、亲密且必然的关系，它就不招引人去仔细检查技术的后果。这样的朋友要求你信赖和顺从，多数人往往抱这样的态度，因为技术给人的馈赠实在是非常丰盛。然而，这位朋友却有阴暗的一面，它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用最富有戏剧性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指控：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总而言之，技术既是朋友，也是敌人。

　　本书试图描绘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许多学富五车、信念坚定的学者已经反复对此进行论证，其中一些还是当代的饱学之士：刘易斯?芒福德、雅克?艾吕尔、赫伯特?里德、阿诺德?盖伦、伊万?伊里奇等。斯诺先生文不对题的论述使围绕技术的论战一度中断，但围绕技术的论战硝烟不绝，到了当代反而更加紧迫；美国人在伊拉克战争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技术优势，于是，围绕技术的论战就更加挥之不去。我不是说这场战争没有道理，也不是说战争技术被人滥用，我只是说，美国的胜利证实了一个灾祸临头的念头：在和平年代和战争中，技术都是我们的救星。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里有一个关于上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的故事。用梭罗的话来说，我们这样的人往往沦为工具的工具；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其他传说难以与之匹敌。苏格拉底向斐德罗讲述的故事是这样展开的：有一次，塔姆斯款待朋友特乌斯（Theuth）。特乌斯发明了许多东西，包括数字、计算、几何学、天文学和文字。他向塔姆斯炫耀这些发明，主张把这些发明向埃及人宣传，让人人都用上这些发明。苏格拉底的故事接着说：

　　塔姆斯询问发明的用途，特乌斯如数家珍，逐一道来。塔姆斯根据自己的判断，按照特乌斯是否有道理而表示臧否。历数塔姆斯对特乌斯全部发明表示的赞同与否定，难免太费时间，只说文字这个发明吧。特乌斯声称：“陛下，我的成就是，文字会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毫无疑问，我找到了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担保书。”塔姆斯答曰：“特乌斯，你真是发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文字也是这样；你是文字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搞颠倒了。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可能会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自己回忆。你发现的是帮助回忆的担保书，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保票。至于智慧，你的弟子可能会虚有其名、名不副实：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结果，人们认为他们知识广博，然而实际上他们多半很无知。由于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本书以塔姆斯的传说开篇，因为他的回答包含了几条健全的原理，我们可以据此学习如何精明而谨慎地思考技术社会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塔姆斯的评判有一个错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重要的启示。他的错误不是他判定文字有害；他说文字损害记忆、造成虚假的智慧——这没有错。文字的这种弊端是可以验证的。他的错误在于这样的信念：文字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全然的负担，舍此无他。尽管塔姆斯很英明，但他并没有想到，文字也有一些好处，而且的确是有相当大的好处，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从这个传说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这样的教益：认为技术革新只会产生片面效应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当然，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对那些愿意思考的人尤其如此。然而，我们身处狂热特乌斯们的包围之中，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他们只看到新技术之所能，想不到新技术帮倒忙的后果。我们不妨把这些人称为技术爱慕者（technophiles），他们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术，白璧无瑕，对未来不怀丝毫的隐忧。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们打交道。另一方面，有些独眼龙似的先知，比如我（或者说人家对我的指控），往往只（以塔姆斯评头论足的方式）议论新技术带来的包袱；对新技术提供的机会，他们却三缄其口。技术爱慕者应该为自己辩护，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我自卫的立场则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以缓和成群结队的技术爱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闹。倘若你要出错，站在塔姆斯怀疑主义一边犯错误似乎是更为可取的。当然，这样的错误毕竟是错误。我不妨指出，除了对文字的评判之外，塔姆斯对其他发明的评判并没有错。如果再读一遍这个传说，你或许会注意到，他对特乌斯的每一种发明的评论都兼顾利弊、亦臧亦否。这是因为每一种文化和技术的关系都必然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磨合的过程就是交易的过程，技术和文化的关系是既有给予、亦有索取。聪明人深知个中道理，戏剧性的技术变革很难得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来都不会使他们欣喜若狂。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即为一例，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里，他说：

　　你会问：如果我能够随心所欲地听见千百里之外的孩子的声音，如果我能够尽快知道朋友经过艰苦的长途旅行已经平安抵达目的地，难道我不会为此而更加快乐吗？难道这不是明白无误的幸福吗？医学成就使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使产妇感染的危险大大减少，而且使文明人的寿命明显地延长——难道这没有重大的意义吗？

　　弗洛伊德很清楚，我们不能够低估技术进步和科学进步的意义，所以他在卷首就承认科学技术进步的意义。但是在这段话的结尾，他提醒我们注意科学技术进步的副作用：

　　倘若铁路没有克服空间距离，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故乡，我就不需要打电话听他说话；倘若跨洋旅行的技术没有开发，我的朋友就不会坐海船旅行，我就不需要打电报来舒缓对他是否平安的担心。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给我们的生儿育女强加了诸多限制，以至于在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我们生育的孩子并不比讲究卫生之前多。与此同时，这又给我们婚后的性生活造成诸多困难……最后要问，倘若生活困难，罕有欢乐；倘若生活充满苦难，以至于我们只能够把死亡当作解脱来欢迎，那么，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在历数技术进步的代价时，弗洛伊德遵循的路线使人感到压抑。他同意塔姆斯的评论：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技术爱慕者无疑会反驳他说，生活一直是没有欢乐的荒原，充满苦难，然而电话、远洋邮轮尤其卫生习惯的普及不仅能够延年益寿，而且使生活更加宜人。毫无疑问，这是我会提出的论点（证明我不是恐惧技术的独眼龙），不过此刻我们不用追求这个观点。我把弗洛伊德拽到这里来参与会话，仅仅是为了证明，即使他这种愁眉紧锁的智者在批评技术时，也必须以承认技术的成就为开场白。倘若塔姆斯法老像他的名气那样充满智慧，他在对文字的价值做出评判时，就会预见到文字开创新局面的力量。在衡量技术变革时，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冷静。

　　塔姆斯的疏漏就谈到这里。另一种疏漏值得我们注意，但这种疏漏不是错误。文字不是中性的技术，文字的利弊取决于人利用文字的方式——塔姆斯把这个道理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道理说出口。他知道，任何技术的用途多半是由技术的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技术的功能是技术形式的自然产物。塔姆斯关心的不是人们会写下什么内容，而是人们要使用文字这种技术。凭空想象塔姆斯会用今天标准化的技术爱慕者那种方式对人们提出忠告：只把文字用来生产某些文本，而不是生产其他文本（比如用文字写戏而不是写历史或哲学），文字的破坏性就会降到最低限度——那实在是荒唐之举。他会认为，这样的意见实在是天真至极。我想，他可能会允许人们把某一种技术拒之门外。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塔姆斯的言外之意：一旦被人接受，技术就会坚持不懈，就会按照它设计的目标前进。我们的任务就是懂得技术的这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容许一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就必须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我们可以从塔姆斯的沉默推导出以上的意思。不过，我们从他说出口的话学到的东西比较多，从他没有言说的东西学到的道理则要少得多。比如他说，文字会改变“记忆”和“智慧”的意义。他担心，人们会把记忆的意义和他鄙视的“回忆”的意义混为一谈。他担心智慧和纯粹的知识的区别会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评判牢记在心，因为截然不同的技术会使旧词语产生新的定义，而且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创造新词义的过程。因此这个机制是阴暗而危险的，和新技术创造新词汇的机制迥然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意识地给英语添加了数以千计的表达新技术的新词汇，比如VCR、比特、软件、前轮驱动、机会之窗、随身听，等等。它们并不会使我们感到错愕。新事物需要新词汇。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旧词汇的意义，修正旧词汇也就是修正语义深深扎根的词汇。电报和廉价的“便士报”改变了我们所谓“信息”的意思。电视改变了“政治辩论”“新闻”和“公共舆论”等词语的意义。文字改变了“真理”和“法律”原来的意义，印刷术也改变了语词的意义，如今的电视和计算机又再次改变它们的意义。诸如此类的变化接连不断地发生，迅速，必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静悄悄地进行。词汇学家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搞公民投票。谁也不愿意花时间写小部头的书来解释真正发生的词义变化，学校不注意词义的修正。然而，这些词汇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有的时候甚至获得了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是塔姆斯希望教导我们的地方——技术专横跋扈地支配我们最重要的术语。技术重新界定“自由”“真理”“智能”“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汇的意义。所有这些词汇都是我们的生活必须依靠的词汇。技术不会停下脚步向我们公开宣示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也不会驻足向技术询问词汇的变化。

　　技术变化的事实需要我们做一些阐述，我将在稍后的一章里回到这个主题。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从塔姆斯的评判里另外挖掘几条原理，这些原理需要费一点笔墨，因为它们是以下几章论述的预兆和铺垫。比如，塔姆斯警告说，特乌斯的弟子获得的智慧可能会名不副实。他的意思是说，学会新技术的人成为精英，没有学会新技术的人赋予这些精英权威和声望，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个事实隐含的命题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现代传播学之父伊尼斯反复论述重要技术造成的“知识垄断”。他的意思和塔姆斯心里想说的意思完全相同：控制技术运行机制的人积累权力，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技术知识的人。在《传播的偏向》里，伊尼斯提供了许多历史事例，说明新技术如何摧毁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一种新的知识垄断，即由另一群人来把持的知识垄断。换句话说，一种新技术的利弊长短不会势均力敌。仿佛是游戏，有输家也有赢家。在许多情况下，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困惑，让人心酸。

　　…………

　　我们需要在这里考虑的计算机的作用，和它作为教学工具的效果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计算机如何改变我们学习的观念，它如何与电视携手破坏我们关于学校的老观念。谁会去关心依靠电视能够推销多少包麦片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电视是否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是否改变富人和穷人的关系，是否使幸福观念本身发生改变。如果牧师只考虑一种媒介如何使其听众的人数增加，他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新媒介改变了宗教、教会甚至上帝的观念呢？如果政客考虑问题时不能够超越下一次选举，我们就必须要问：新媒介对政治组织的理念和市民的概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时，塔姆斯的评判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用传奇故事对我们进行的教诲正是哈罗德?伊尼斯试图给我们提供的教益。新技术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符号：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我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塔姆斯相隔两千多年对伊尼斯说话时，我们必须要洗耳恭听，参与他们的会话，使之恢复活力。这是因为，美国发生的事情奇怪而危险，人们的意识却非常模糊甚至愚钝，原因之一是，这样的危险难以名状。我把这个危险叫作技术垄断。

　　《娱乐至死》

　　前言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一九八四》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1949年所著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译注】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LeonardHuxley，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注】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