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探微：伊沛霞中国史研究》对自身中国史研究生涯的回顾与评价

　　《中古探微：伊沛霞中国史研究》对自身中国史研究生涯的回顾与评价

　　我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就开始学中文，师从顾理雅（Herlee Creel）、柯睿格（Edward Kracke）、何炳棣（Ping-ti Ho）和孔飞力（Philip Kuhn）。我还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先生汤姆，1968年我毕业的时候就结婚了。然后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在那里我师从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狄培理（Wm. Theodore de Bary）、姜士彬（David Johnson）、华兹生（Burton Watson）、夏志清（C. T. Hsia）、韦慕庭（C. Martin Wilbur）。还和几位日本研究的教授一起研讨。那时候，傅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和房兆楹（Chao-ying Fan）正在编辑《明代传记词典》，他们也加入了狄培理的明代研讨班。在这一时期，社会史—特别是社会结构如何演变—吸引了我的兴趣，我1975年的论文就追溯了博陵崔氏家族从汉到唐的发展。

　　1973年，我们搬到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我与中国史方面的资深同事相处的时间是最多的，所以我认为他们对我作为一个中国研究学者的成长有着莫大的帮助。他们包括郭辅德（Robert B. Crawford）——他曾在华盛顿大学师从卫德明（Helmut Wilhelm）和萧公权（K. C. Hsiao）；易劳逸（Lloyd E. Eastman）——他曾在哈佛大学跟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学习；以及曾经在耶鲁大学师从芮沃寿（Arthur Wright）的魏侯玮（Howard Wechsler）。在伊利诺伊大学，我在东亚语言和文化系任教，教授古代汉语和各种研讨班的课，还有面向本科生的课程，比如“中国和日本的家庭和社群”以及“东亚的妇女”。这些课程能够满足本科生选读非西方文化课程的要求。在研究课题方面，在我的博士论文之后，我回头研究了几年汉代，然后在1979开始关注宋代，主攻家族史，依次转向妇女史、宗教文化、视觉文化和帝国机构，但我一直都在研究宋代。

　　1997年，我们搬到了华盛顿大学，在那里我最亲密的同事是盖博坚（Kent Guy）和董玥。我的主要职务是在历史系，主要教授的课程是宋代以来的中国史，还有中国通史，同时也开设各种主题的研讨班。

　　除了写面向其他中国史专家的学术专著之外，我还为学生和普通大众写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一个终身教职。我在1970年代末申请了一个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的课题。这个项目是让我和一群研究生一起编写一本关于中国文明和社会的资料汇编，后来于1981年出版。这个项目让我开始参与翻译中文史料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仍致力于此。这

　　个项目也让我开始写有关中国通史的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同意编写《剑桥插图中国史》，几年后又同意合作编写有关世界史和东亚史的教科书。根据谷歌学者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剑桥插图中国史》是我被引用最多的出版物，尽管《内闱》（The Inner Quarters）也不遑多让。《宋徽宗》（Emperor Huizong）的中译本销量也很好，但被引用的次数还没有那么多。

　　当然，关于我的职业，我还有很多可以说的。我的先生是实验科学家，所以我们需要两份工作，同时我们抚养了两个儿子。虽然工作和家庭都很繁忙，但我还是找到了有趣的生活方式。仅举一例，参与和组织会议对保持我的思辨能力很重要。我喜欢与其他学者合作并向他们学习，所以我很享受我参与的所有合作项目。旅行和长期的访问学者职位也是一大亮点。我非常喜欢我们能在不同的地方居住，深入了解那个地方，并且和当地的学者交流。逗留的时间一般从一个月到一年不等，我们去过的地方包括京都、东京、北京、上海、杭州、香港、台北、巴黎、明斯特和普林斯顿。

　　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我应该算是学术界最早的一批女性学者。当我在芝加哥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中国领域的教授中没有女性，当我1973年来到伊利诺伊大学时也是如此。而在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我1997年来到华盛顿大学时，学校里已经有几位中国学科的女性教授。而今天在中国研究的领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教授是女性，如今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里似乎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