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探微：伊沛霞中国史研究》对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动态的看法
《中古探微：伊沛霞中国史研究》对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动态的看法
就中国史研究而言，美中关系的变迁对这个领域显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我读研究生时正处1960年代后晚期和1970年代初期，美国公民不能去中国。我的老师们基本上是冷战代学者，他们大多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时期因为对军事战争有兴趣而开始做东亚研究。在我求学的日子里，越南战争是一个重大议题，因此，这两代学者在观念上有非常重大的分歧。我们所称的社会史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非常流行，这当然也是受了历史领域中的研究趋势的影响，如法国的年鉴派等。我们做社会史的目标之一是超越贵族史，虽然我们知道由下向上写历史是难以实行的。另一个目标是分析社会结构，更明确地了解贵族怎样掌握权力，为什么要掌握权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收集可以数据化的资料，这是因为在史料中，平民百姓往往是以数字出现的，如人口资料等。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的师辈的研究过于注重狭隘的政治史和思想史。
1980年代，许多学者转向于研究文化史，这是与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紧密相关的。理论方法、尤其是文学理论和人类学理论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占的分量越来越重，不少文章和著作往往开宗明义地强调其理论上推设和主张。就中国史研究而言，其趋向更为繁复。这是因为，1979年美国与中国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后，美国研究生和美国教授可以到中国去学习、做研究，中国学生也可以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至1980年代晚期，大多数重点博士课程在招收大量的中国学生，而许多新入学的美国学生也已经在中国生活过——或是在那里教授英文，或是在那里的国际组织工作。因此，研究生课程中的语言训练成分逐渐下降。
1980年代至1990年代间在中国做研究的机会的增加也对中国史研究领域有极大的影响。中国的档案馆逐渐愿意让学者查阅他们的资料，而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批准采访、民意调查、驻扎田野调查的申请。历史学家们发现，与以往相比，他们可以更容易地选择以大量文件、珍本书籍和考古材料为基础的研究课题。这些变化不仅决定了在这一时期入学的博士生的论文题目，而且一些有眼光的资深学者也很快地利用这些新的可能性来设计自己研究项目。博士生在日本学习的时间缩短了，相应地，日本学术界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影响也逐渐减弱，而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则随之增强。
我相信当一二十年后我们回望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时，我们会发现一些重要的研究趋势。族裔（ethnicity）、身份标识（identities）、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显然是目前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是我还不能肯定这些研究是否反映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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