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兴起1642-1792-图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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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本书主要对17-18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兴起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回顾与分析，重点关注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科及哲学历史学的发展进程。本书考察了社会科学的多重渊源，探索了先在的社会、政治和科学条件，以及利益和信仰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塑造社会科学的多种传统的；分析了社会科学出现后所形成的这些传统，如何实现了对孵化它们的知识和社会语境的重建。
本书认为，早期关于社会的研究传统像有生命一样自主地发展，虽然它们几乎都开始于一些具有很强规划性的议题，但这些传统发展为社会科学的岛屿却往往与其创始者的构想相反。可以说，社会科学既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孕育它的文化；又像一盏明灯，**了文化前行。
目录
目录
总序 i
序 ix
本书凡例 xi
**章 导言 001
第二章 社会科学兴起的背景：社会话语传统与科学革命引发的新哲学 006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主义与德国官房主义传统下的政治经济学 031
第四章 理性主义机械论哲学和心理传统下的社会科学 040
第五章 17世纪英国的实验力学哲学、政治算术学和政治经济学 065
第六章 自然历史、历史法学及孟德斯鸠时代哲学历史学传统的诞生 081
第七章 牛顿、洛克及关于科学性质的观念转变 096
第八章 联想主义和感觉主义心理学、政治激进主义及功利主义（1700～1790 年） 111
第九章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巩固（1695～1775 年） 139
第十章 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1725～1767 年） 161
第十一章 融合的科学与混合的意识形态思想：哈奇森、亚当 斯密与米拉的格拉斯哥学派 189
第十二章 结论 221
大事记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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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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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导言
本书有三个主要目标。**，本书力图描述并简单分析关于人类及其制度的著述所呈现的四个主要的、自发的新科学传统，它们出现于 17 世纪，兴盛于 18 世纪。我将会特别关注方法论方面的问题—那些明确的或隐含的观念是如何阐述问题、建构话语及评估论证和论据的。就此而论，本书会涉及大量的问题。这些倡导获取社会知识新方法的创始者们，通过将科学方法应用到他们的研究主题上，期望能够得到什么结果？他们每个人所分别理解的科学方法的核心特征是什么？他们对方法论问题的不同答案，如何导致关于人类在影响制度和事件，以及有意识地建立制度和塑造结果方面的能力范围和限度这个论题，出现了截然不同甚至有时是相互矛盾的结论？
第二，本书力图探索先在的社会、政治和知识条件，以及利益和信仰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塑造社会科学新传统的。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外，新的社会科学从它们试图取代或改造的话语传统中，继承了它们的主要问题及内在价值定位；此外，它们都始于为特殊的政治、社会、经济或宗教利益服务。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想要声称他们的方法使他们摆脱了与特殊党派利益相关的偏见，但毫无疑问的是，意识形态假设总是有意无意地渗入 17 ～18 世纪构建关于社会主题的科学方法的每一次尝试中。一些社会科学传统建基于稳固或完善现有政治或社会制度的尝试上；另一些则致力于加速或引导政治变革；还有一些声称与社会和政府形式无关，在任何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它们都能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它们的初始目标与各自传统的特性有关，如果我们要理解早期社会科学，就必须将它们纳入考虑的范围。
前两个目标结合起来，提出了现象学学者们有时候称为早期社会科学的“社会结构”的论题。他们假设这些科学类似于其他人造物，是由其所形成的条件塑造的。尤其是新兴科学，反映了对一些科学特征的当代理解，这些特征是从其他科学活动中提取出来，然后应用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与承诺，并为他们希望的那些特定利益服务的。
本书的第三个目标与前两个完全不同，其更加宏大但也是更有问题的。那就是探索社会科学出现后所形成的传统是以何种方式实现对孵化它的知识和社会语境的重建 的。类似于其他形式的人类创新活动，科学既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孕育它的文化所具有的特征，又像一盏明灯，**着文化前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我所知，在 17 世纪出现的社会科学中，没有任何一个分支能够进一步为早期创始者所希望的那些主要利益服务。心理学传统是由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开创，用来为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君主制辩护的；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17 世纪末期到 18 世纪，政治体制就已经转变为鼓励激进的社会和政治立场的首席制，还包括世俗化的社会主义和具有个体主义特征的女性主义。类似地， 在 17 世纪的英国由詹姆斯· 哈林顿（ JamesHarrington）开创的社会学 传统旨在削弱君主制、促进共和制；然而，到了 18 世纪末，这一传统却转变为保守政治纲领的核心支柱，他们试图回到那种设想中的以往的专制社会，如封建制社会，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希望是原始社会。由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开创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是为了增强中央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来为国民提供公共福祉，并“提升”他们的经济地位，但是它很快就转变成了自由经济学说的基础，主要用于限制国家的作用以保护私有财产，还拒斥分配正义的观念。*后， 由路德维格· 冯· 薛肯道尔夫（ Ludwig vonSekendorf）和约翰·贝彻（Johann Becher）开创的官房主义 传统是为了改进德国贵族们过度个人化和家长化统治的现状，帮助他们提高其领地的生产效率，结果却促成了 18 世纪晚期到 19 世纪早期一些*不带个人色彩的、官僚主义的且毫无效率的政府实践。①
因此，看起来早期社会科学的传统像有生命一样自主地发展，它们的发展方向几乎都是直接与其创始者的目的相反的。这种对初始意图的扭曲似乎是相当适当的，因为如果说存在一条普遍原理可适用于18 世纪中期之前所有的社会科学传统的话，那就是这条经常被称为“结果不可预期定律”的原则了。这种普遍性观念出现在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诗《蜂群嗡嗡，或无赖变成了正直的人》（The Grumbling Hive，or Knaves Turned Honest，1705 年）中［该诗后来扩展为《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并被广泛引用和讽刺性地表达。曼德维尔强调，看似反常的事实是，尽管富人们仅是希望通过**性消费来炫耀自己，但是他们虚荣的习惯还是有利于刺激商业活动的，并为穷人和勤奋者提供了就业机会：
**行为
雇佣了一百万穷人，
可恶的傲慢又养活了另外的一百万；
嫉妒本身，以及虚荣，
才是真正的工业部长；
他们亲爱的蠢行—在饮食、家具、服饰方面的
变幻无常—
那奇怪的、荒谬的恶习，推动着
贸易之轮滚滚向前。
在诸如查理-路易·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Louis de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以及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Vico）、亚当·斯密（Adam Smith）、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这样的社会学家那里，这个概念被扩展为一个断言，即几乎所有人工设计的产物都会受意想不到的环境的影响而转变为具有相当不可预期性的东西。
①关于德国当时各公国在官房主义影响下的低效性和官僚主义特征，请参见 Marc Raeff，The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Law in the Germanies and Russia，1600—1800（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我希望表明的是，直到 18 世纪晚期，在每个社会科学的新传统中，都有一些与特定方法论实践相关联的特征，使得这种传统会变得不适于实现其*初预期的目标，而是适用于那些它们既为之服务又对其进行塑造的意识形态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希望对关于早期社会科学的社会建构研究进行补充，并试图理解这些社会科学在重建现代欧洲社会信仰和行为中的作用。
为了使非专业读者更容易理解我是如何实现这三个目标的，同时也受该系列丛书篇幅的限制，我采取了以下几个研究策略。首先，我只将研究重心集中于少数代表性学者，但我完全承认，任何关于本书主题的全面讨论都必须建立在对许多更重要的和次要的人物的研究基础之上。其次，当我将一些历史上的重要社会影响归因于我讨论的许多文本时，我经常会简单地假设存在一个很广泛的且有文化（或至少有知识）背景的受众群体对那些文本感兴趣，并能够对它们做出回应。丹尼尔·罗奇（Daniel Roche）、娜塔利·戴维斯（Natalie Z.Davis）、戴维·克雷西（David Cressy）、彼得·伯克（Peter Burke）、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Jacob）和其他学者近期的作品已使大量读者对 17～18 世纪主要知识分子的观点建立了新的认识。
*后，我选择使用许多在时间上晚于所研究文本的术语，如阶级、性别、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科学 等，它们在 20 世纪末美国非专业论述中非常常见，然而在17～18 世纪的欧洲作者那里有些从未出现过，有些则很少出现或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出现。虽然这样的做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过去研究的内容造成一些扭曲，但是不这样做的话，与普通读者建立高效的交流就会变得很困难。
我需要对我使用的两个特定术语进行特别解释。首先，在谈到意识形态（ideologies）时，我是按照在英语和法语世界中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泛使用的意义来理解该术语的，即用其来表示那些指导社会团体成员行为的假设、价值观和目标。这些假设、价值观和目标不需要明确地表达出来，且它们很少会受到社团内部成员的批判。这种用法并不假定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排他性地反映了主导阶级在维持现状中获得的利益；相反，它隐含地承认意识形态因素的来源可能会相当不同，但意识形态可能会以转变当前状态为发展方向，并保护转变后的状态。其次，谈到近代社会科学，我指的是那些关于人类及其活动，以及其制度的研究传统，它们有意识地从数学、医学和自然哲学中汲取思想来形成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假设，以及许多引导性隐喻。我将尽力表明这里的用法与通常的现代惯例一致，并且说明这种用法歪曲了历史参与者的意图和想法，当然向非专业读者说明这些术语过去在何种意义上来使用也绝对是有必要的。
第二章 社会科学兴起的背景：社会话语传统与科学革命引发的新哲学
社会科学诞生于一个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的变化、不稳定和危机。①首先，人口数量波动和增长、快速城市化、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大规模雇佣军供给的需求，以及耗资巨大的宫廷官僚体系的兴起，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危机，又因此导致了通货膨胀、频繁的局部粮食短缺、财政混乱和财富集中等现象的出现。这加剧了富裕精英和日益扩大的中下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地方性的紧张现象上升到公开叛乱和暴力镇压频繁发生的程度。其次，一系列政治危机，*常见的是中央帝国日益增长的权力和利益与传统土地所有者贵族阶级日益受限的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对立，导致 1567～1648 年，在西欧和中欧的几乎每个地区都爆发过全面的内战。再次，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相关的一系列精神和宗教危机，既加剧了经济和政治动荡又聚焦于这种动荡的反
①Trevor Astin 编辑的Crisis in Europe：1560—1660（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5）收集了以危机为主题的一系列经典文章。关于探讨危机不同方面的更多材料，请见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