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教育: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图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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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 :教育学专业的研究者、出版工作者、对商务印书馆馆史感兴趣的读者

商务印书馆在“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办馆理念和“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办馆宗旨的*领下,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者梳理了大量一手文献,并运用翔实的数据,直观地分析了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教育学发展中所做出的努力,系统地呈现了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

内容简介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的著作。围绕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关系这一主题,讲述了商务印书馆在引进和传播西方教育学、会聚中国教育学人群、推动中国教育学发展这一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为当前商务印书馆乃至其他出版机构更好地促进学科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作者简介

侯怀银,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社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基本理论学科规划组成员、山西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学史、社会教育等。曾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等多项。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西方教育学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等。在《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70余篇。

李艳莉,山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近现代教育史研究。主持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等多项。在《高等教育研究》《教育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

内页插图

  • 昌明教育: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
  • 昌明教育: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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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昌明教育: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商务印书馆与教育的关系
一、商务印书馆的初创与发展
二、办馆宗旨与出版人的教育情怀
三、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教育学人群

第二章 商务印书馆与西方教育学的传播
一、商务印书馆译介出版的西方教育学论著
二、《教育杂志》与西方教育学的译介传播

第三章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
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人所撰教育学论著
二、商务印书馆编写的教育学类大学丛书
三、《教育杂志》与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探索

第四章 商务印书馆的近代教育实践和实验
一、养真幼稚园的创办与教育改革实验
二、尚公学校的创办与教育实验
三、函授学校的兴办与民众素质的提升

第五章 商务印书馆对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影响
一、教育现代化——商务印书馆对中国教育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基础
二、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教育学发展中的地位
三、商务印书馆推动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启示

附录
一、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大事记
二、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教育学著述
三、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人自撰教育学著作和教材

参考文献

前言/序言

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指出:“出版界与一国之文化有密切关系。”由此,作为学术思想传播和交流的中介与平台,出版机构的创办和发展及其出版物的发行,不仅对一国文化的保存和推陈出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而且也有助于学术研究传承和学科建构,有助于强化学术研究气氛,促进不同学术流派的形成和竞争。
商务印书馆诞生之际正值晚清时期,是西方思想、科技等不断影响我国的时期。教育学同样如此,是不断接受外国教育学影响以及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融合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机构,在传播外国教育学以及推动中国教育学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诞生时间略早于中国教育学的商务印书馆,于先期便意识到其在服务教育、提升民众素质方面的作用。1902年,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之一张元济在应夏瑞芳的邀请加入商务印书馆时,便与其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在此理念以及“昌明教育,开启明智”的办馆宗旨的引导下,商务印书馆编定教科书直接服务于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以书籍、《教育杂志》等出版物为平台,“译述关于教育之新学理”,介绍和出版国人最新的教育学著作,推动教育学中国化、教育学科学化以及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尝试办幼稚园、尚公学校和函授学校,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学理论直接进行教育实验和改革。通过教育学术出版和教育实践、实验等有关“教育”“教育学”的多方位活动,随之意识到教育学与教育发展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教育学人加入商务印书馆等因素的影响,推动中国教育学发展也逐渐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商务印书馆奠定了近代出版的起点,也是近代教育学术出版的起点,为近代中国教育、教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近代教育学发展舞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在教科书、近代教育思潮传播等方面的地位也被充分肯定并受到关注。有关商务印书馆及其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期刊以及发行的电影等研究,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制度、经营管理研究,商务印书馆与文化传播研究,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研究,商务印书馆人物研究,商务印书馆教育实践研究等方面。
综观这些研究,关于商务印书馆聚集的中国教育学人群体的研究尚不够细致。研究者还没有系统整理和分析商务印书馆内中国教育学人的角色以及群体特点。虽然已有研究已经提及《教育杂志》作者群体,但是这与商务印书馆内中国教育学人群体还有所不同,因缺乏商务印书馆内整体中国教育学人群体的呈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商务印书馆何以能够出版教育学类书籍以及推动教育学发展作用的认识。此外,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学类著述急需深入整理和分析。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相关著作已经再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教育学著作、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学著作,以及《教育杂志》发表的相关教育学文章,但多停留在呈现、罗列层面,尚未上升到解析相关教育学著述与教育学中国化、科学化、学科体系、学科独立性关系的层次。因此,有必要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相关教育学著述,按照中国教育学发展路径,解析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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