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哭(弘光列传)/李洁非明史书系》（李洁非）-图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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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作者李洁非这两年专于明末弘光朝的写作。《黑洞：弘光纪事》写了十个专题。这一本写人物，有末代皇帝朱由崧，弘光枢臣史可法，称为“明代苏武”的左懋第，以兵变致南明解体的左良玉，目为南京祸根的阮大铖，秦淮河畔苦闷的青春叛逆群体，大思想家黄宗羲，少年天才夏完淳，传奇说书家柳敬亭，“遗民现象”的典型徐枋等……他们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学生、 、艺人、学者、隐士、起义者，覆盖了时社会多个层面。
内容提要
《野哭：弘光列传》作者李洁非对短命仅一载的弘光朝感到不能放下，而想把它重新唤回于人们记忆，于是，钩故索旧，大书特书。《黑洞》把对弘光朝的所感所思，提炼为十个问题。《野哭》则换换方式和角度，借十余位在不同侧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加呈现。被安排于书中露面的，有朱明王朝确切的末代皇帝朱由崧，有弘光枢臣和关键人物史可法，有称为“明代苏轼”的左懋第，有以兵变致南明解体的左良玉，有普遍目为南京祸根的阮大铖，有秦淮河畔苦闷的青春叛逆群体，有时代思想高度的体现者黄宗羲，有以十七龄慷慨赴死的少年天才夏完淳，有传奇说书家柳敬亭，有“遗民现象”的典型徐枋等……他们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学生、 、艺人、学者、隐士、起义者， 广泛，覆盖了社会多个层面，故可称为弘光列传，是一部弘光朝的《史记》。
目录
序
朱由崧：偶然的谢幕人
左懋第：一个人的证明
史可法：抛骨竟无家
四镇：孤城落日斗兵稀
名姬名士：革命和爱情
黄宗羲：裸葬的情怀
阮大铖：诗与人
夏完淳：才子＋英雄
柳敬亭：被删改的传奇
龚鼎孳：我原要死，小妾不肯
徐汧：士与死
左良玉：杀掠甚于流贼
徐枋： 代之隐
附：辛巳、壬午开封之围
后记
精彩试读
一我们接触一个人，不论在现实中或借助于想象，首先会在意他的模样，即平时所谓“音容笑貌”者。究其原因，尽管我们不是相面家，却对来自相貌的各种信息充满渴望，如不能觅得，就有雾失楼台之感，好像难以真正走近那个人。谈起弘光皇帝朱由崧，我便颇有此感。古代为帝 ，御容都要经宫廷画师描摹成图，虽往往加以美化，或者，因刻意比附隆准大耳一类所谓“帝王之相”而流于雷同，却总各有影绘存世。明代凡在南北紫禁城龙床上坐过之人，太祖朱元璋起，都有写真；惟两位例外，一位是惠文帝朱允炆，一位便是后来庙号安宗的弘光皇帝朱由崧。朱允炆画像原来想必是有的，而被他的叔父朱棣抹得干干净净。、至于朱由崧，考虑到满清对崇祯以后史料能毁即毁，也不能断言他的形容根本不曾敷于纸墨，但作为眼前实际，我们确实不曾见到。说到这一点，他还不如自己的好些臣子。后者在刻行于世的文集中，或在族谱宗祠里，还往往留有图形。我又曾指望到文字资料中，找到有关他面貌的描写，结果也无所获。那些记述，只在意他的身份，不关心作为个人他有怎样的形态，纵有稍微具体些的笔触（那是很难一见的），仅及于他衣着上的变化，那也是因为这种变化与他的身份、境遇有关。总之，无论图与文，我们都得不到对于他面貌的认知。一次，从《眉叟年谱》读到对南巡时康熙形象的描绘：“予随众瞻仰，见圣容微黑，大鼻三须，坐船首，一人旁执盖。”虽着笔甚简，视线亦属遥遥一瞥，但还是给出了玄烨具体的形象。我对朱由崧形象所欲得者，仅此亦可，而竞不能。
这除了使我有些惊讶，也引起别的思索。他也许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但好歹曾为君上，在世间的痕迹怎会如此之浅？世之人为何不约而同给他以同样的忽视？那张脸，好像可有可无，不值一提。也许，并不出于忽视，而是来自一种虚离感。他短暂生涯，本有许多断断续续、亦实亦幻、真假难辨之处；而在南京的一年，倏忽而来，倏忽而去，萍飘蓬转，即之则杳，有如匆匆过客。从这意义上说，形象的阙如，似乎倒比较真实地反映着他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处境——一种令人悬疑困惑的幻影般的存在。
二其实，他的存在有真实的一面。这种真实性，直到少年时代还很具体。他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乙巳日，换成公历则是1607年9月5日。父亲是万历皇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母亲姓姚。他的乳名叫福八，听上去容易误为朱常洵第八子，其实是长子，且别无兄弟。母亲姚氏大概死得早，后来被他从河南迎到南京的母后邹氏，并非本生母。他应该算北京人，不光生在那里，且一直长到七岁才离开。万历四十二年，经过久拖、耗费无数口舌乃至酿成宫廷谜案之后，万历皇帝终于决定福王去洛阳就藩。朱由崧在那里度过平静的二十七年，平静到没有多少消息，我们只知这段时间他先是受封为德昌王，后晋福王世子。对于乃父的生活，《明史》亦仅以“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一语蔽之。
经过二十来年的沉寂，崇祯十四年起，有关福王一家的记载突然又多了起来。原因是李自成攻陷洛阳，朱常洵惨死。这件事，让福王一家重回社会聚光灯下。二十年前，由于“三案”缘故，他们曾占据这样的位置，随着崇祯即位、钦定逆案，波澜平伏，事情渐渐过去，他们也淡出政治焦点，在洛阳过自己花天酒地的日子。而那个冬天，朱常洵被杀，且死得那样恐怖——尸身被分割，与鹿肉同煮，名为“福禄宴”一震惊了全国。作为 有钱势的亲王，朱常洵如此下场，无疑是深刻象征，而刺痛很多人的神经。深受打击的，包括崇祯皇帝本人。洛阳事变后，他派人四处找寻堂弟下落，听到朱由崧流落民间、衣不蔽体的汇报，皇帝泫然泪下，专门拨银三万一千两，派司礼监王裕民送去。以时国库的捉襟见肘，这笔钱已是巨款，从中可以体会崇祯内心浓厚的悲郁与恐惧。过了几个月，又颁旨朱由崧嗣福王位。
随着洛阳之变，原来寂寂无闻的福世子开始受到舆论关注，他的逃脱，他的流浪，他的穷困，他的寄人篱下……频频见诸报道和记述。有关他的故事如此之多，大大超过他过去二十多年经历的总和。照理说，他的形象应该由此变得清晰和具体了，实际却刚好相反。他的确越来越多在各种传闻里被提及和曝光，但他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一点，反而 加混乱。有关他的描述，充满了道听途说，在时间、地点和过程上淆乱不一。这明显是乱世的作用。
比如，他如何从洛阳脱身，以及脱身后到卫辉依潞王朱常涝这段时间中的行止，既不确定也不连贯，至今史家不能使之凿实、次第完述，都只能囫囵了事。这留下了许多疑点，而各种对他的怀疑也就趁隙而人，直至有真假福王之论。
到此回看其平生，也有趣得紧：幼年他的消息少而简单，但那时他的真实性反而不成问题；现在消息虽然越来越多，他却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表面上，他愈益进入人们视野，实际却离大家越来越远。这颇像结构主义中所指与能指之间那种奇妙的关系，能指愈丰富，所指便愈模糊。朱由崧从福八而福王，从福王而弘光皇帝，在历史舞台上一步步由远而近，渐渐趋向 前台；但他终于站在大家面前，大家反而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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