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由大江健三郎(日本)编写，语言为中文
《我在暧昧的日本》由大江健三郎(日本)编写，语言为中文
我在暧昧的日本
作者：大江健三郎
分类：文学
语言：中文
国家：日本
字数：155204
我在暧昧的日本: 新名著主义丛书
本书收录了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十七篇随笔，主要包括与中国著名作家莫言的对话、演讲、时事评论、文学创作谈、人生感悟等内容，从不同侧面和角度介绍、总结了作家的生活、思想及创作实践。其中有和大量动情的笔墨介绍了他和智障的儿了光的“共生”生活及这种生存状态对其思想和创作的影响。
作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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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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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入了国内和周边国家人民的理智;面晚，而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作为生活不动声色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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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者简介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的大濑村，大濑为一森林峡谷中的村庄，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民间习俗对大江后来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大江三岁时父亲去世，他在大濑读完小学、初中后，于1950年考入爱媛县县立内子高中，后转入县立松山东高中。1953年高中毕业后赴东京入初习学校，翌年考入东京大学，1956年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攻读法文专业。1959年大江大学毕业后，即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60年2月，他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结婚。
早在中学时期，大江健三郎酷爱文学，曾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在大学期间，他不仅阅读了大量日本古典和现代文学名著，还热中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索尔.贝娄等欧美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对法国的存在主义作了深入的研究，大学的毕业论文即为《论萨特小说中的形象》。与此同时，他还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有小说《火山》、《奇妙的工作》、剧本《死人无口》、《野兽之声》、1957年发表的小说《死者的奢华》还被推选为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并受到川端康成的称赞。大江健三郎作为文学作家，由此正式登上文坛。
1958年，因《饲养》、《人羊》、《先看后跳》和《出其不意变成哑巴》等早期重要作品的相继发表，大江在文坛确定了地位，他从“自然发生期”的作家转变为职业作家。《饲育》用山村孩子的视角，写二战中一美国黑人飞行员因飞机附毁被山村农民所俘，当县政府下令将他押解上送时，美俘把给他送饭的少年挡在身前作为人质拒押，结果被少年的父亲砸死，少年也吓得大病一场，小说既刻画了过着部落式生活，敦厚而又粗野的山村村民，也展示了山村这种乌托邦式生活的解体和山村孩子的成长。作品发表后大受称赞。并并获得日本最高的文学奖---芥川奖。《人羊》和《先看后跳》都以反映美国占领军对日本人的凌辱为主题，前者写驻日美军带一日本梆梆女郎在公共汽车上狎昵，并肆无忌惮地侮辱日本乘客，车上的日本人都默不作声，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作品毫不掩饰地揭示了受害人及其周围群众的懦弱，后者写美军记者在朝鲜战场把日本参战者淹死在壕沟里，在场的日本人敢怒而不敢言，同样也折射出扭曲了的灵魂以及被欺凌的命运。通过这两篇作品，作者意在用含泪的鞭挞来唤醒人的良知。《出其不意变成哑巴》则写了一个有关日本农民齐心合力把为虎作伥的美军翻译击毙的故事。此外，还有《感化院的少年》等，这些作品从深层意义上来看，都展示了人在闭塞的现实社会中寻找自我和追求生存的状态，在文学上凸现生存的危机意识，从而也可看出，作家在创作中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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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北京的年轻人
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我 (1)
(一)
回顾我的文学生涯，从早期的写作起，我就把小说的舞台放在了位于日本列岛之一的四国岛中央、紧邻四国山脉分水岭北侧深邃的森林山谷里的那个小村落。我从生养我的村庄开始写起，最初，只能说是年轻作家头脑中的预感机能在起作用，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这将会成为自己小说中一个大系列的一部分。
这就是那篇题为《饲育》的短篇小说。太平洋战争末期，前来空袭日本的美军飞行员因为飞机被击落，落到了村庄四周的森林里，成为村民(主要是农民)们的俘虏。这便是故事的开端。
根据通常的看法，至少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空军里还没有黑人飞行员。所以，我的依据只能是少年时代村落里流传的"新的民间传说"。据说，在九州(四国旁边的一个很大的岛屿)的山地里，一个从轰炸机跳伞下来的黑人士兵被农民们杀死了。事实是否如此呢?这是值得怀疑的，但这些流言作为民间传说式的叙事，却是具有其真实性的。
在小说里，那个黑人渐渐成了村民们特别是村里的少年们狄俄尼索斯神话般的崇拜对象。少年们充满了节日般的昂奋，而高潮则是黑人被杀害的悲剧来临。想像力在这里所展开的，与其说是民间传说式的，倒不如更应该说是神话式的内容。同样内容的民间传说，原本就会在世界各地同时流传。
这个短篇在我的文学生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首先是它属于我的文学母题系列之一："太平洋战争时期一个少年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日本社会里的体验"。但是，比这更具根本性意义的，则是这个短篇所描写的想像世界里的"结构"与"场所"。
这个场所的地形学特征，确实与养育了我的山谷里的村庄很相似，但是，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写作这个短篇开始，故乡的风景开始退隐，而小说里的地形则变成了前景。
我那个位于四国山谷里的现实的村庄，由于这个短篇的写作而被"无化"了。对于我来说，此后，在传说和神话的结构里，惟有小说描写的想像世界鲜活而真实地存在着。
(二)
《饲育》之后，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在我以前谈过的所谓转换的意义上，我认为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自己处于半自觉状态。之所以说是半自觉，是因为对于编织到地方民间传说中的当地"历史"，我还没有什么自觉的认识。在《饲育》中，突然闯进村子里的是肤色与日本人迥异的敌国士兵，这个人物，作为村落"外部"的人，得到了彻底的寓言式表现。而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则是在都市的空袭中逃生，从疏散村子来的感化院里的一群少年。
他们到达村子的时候，正碰上一股不大的洪水把村子和下游的市、镇隔断，而且疫病也开始流行，至少村民们是这样认为的。这里的洪水和疫病，显然是战争的隐喻，但实际上在小说写作期间我并没有意识到。
村民们害怕疫病，暂时逃离了村子。当惟一一条和村外世界连接的狭窄小道也被封锁之后，少年们发现，只有他们自己是继续存留在这森林山谷里的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开小差藏在森林里的青年士兵，因发病而被抛弃的少女以及当时自己的国家已被日本吞并，作为朝鲜人的国家已被剥夺，但在日本社会中又被歧视的旅日朝鲜少年。总之，他们都是被日本社会挤压出去的一群。
于是，少年们主动接收了这个"场所"，决心负起责任。从村民们整体逃亡到重新返回村庄，对他们认为是乘其不在毁坏了村子的少年们进行审判为止，所谓的乡村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在这里，少年们首先发现的是地形学的结构。
大雪飘飘，野鸟从森林飞落到村里，森林也因此作为地形学结构的一个环节，和少年们产生了关联。少年们举行了狩猎活动、猎物纪念庆典。他们和缠绕着这片土地地形学意义的新神话的诞生直面相逢。
我将疏散到山村后立刻被村人们遗弃的感化院里的一名少年赋予第一人称"我"，从他的视点开始这部小说的写作。山村"场所"在"外来者"的视域里被重新发现，而作为作者的我，则是在这样的"场所"内部长大成人之后走向城市，接受了能够写作小说的教育。小说作者和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因与"场所"的关联分成的内、外两重性，后来也反复出现在我的小说里。
从外来孩子的视点叙述出来的山谷里的想像世界，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里显露出了整体面貌，小说内正在进行时的故事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而小说写作的叙述时点则设在了这之后的第十五个年头。这个故事，也和作者自己少年时代的内心体验血肉相连。
这两者本来很不相干，如此重合在一起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坦率地说，这首先因为我自己在少年时代就是被村落共同体所疏离的。我所居住的村落可谓地道的农村，但我的家却不是农家。我们家所从事的行业，是收购农家农闲时作为副业生产可做造纸原料的植物，贩运到城市里去。既然我家控制着村落里的农家现金收入的途径，和农民们的关系自然就很微妙。所以，当父亲突然死亡之后，我们家在村子里立刻陷入孤立。这在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在学校内外，还是在孩子们的社会里，都有所反映。再加上在少年朋友中我本来就被看做是一只显眼的"黑羊"--因为我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城市孩子才能阅读的书。
因此，我的感情，没有倾向那些因为一个从城里来的孩子发烧而担心疫病流行，全体离村逃走的成年人和孩子们，反而完全融入了从"外部"来到这个村落，从理解村落的地形结构开始到全面接管这里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主办自然产生的节日赛会)的少年们，还有一小部分被这些新村民作为伙伴接收的人--在村落里一直被歧视的旅日朝鲜人的孩子(村民们紧急逃跑时也没有带上他们)和因为生病而被丢弃的少女、开小差的士兵。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疫病流行的疑虑消除，村长和村民们返回村子，开始追究他们不在期间侵犯村落的犯罪行为(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所有权，据说孩子们主办了节日赛会，这关联到精神方面的权力)，多数孩子屈服于村长的威胁而承认有罪，只有一个坚持反抗的少年"我"，在将被整肃的危险关头逃出村外，小说在此告终。可是，在小说的初稿里，我写的是这个少年被残酷地杀害了。
伴随着构成《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想像力世界的完成，在那个从黑暗的森林逃到"外部"的"我"的身上，寄托了我自此以后的作家生活的一贯主题，这是顺理成章的。
"从凶残的村民中逃脱，在深夜的森林中奔跑，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免遭杀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继续奔跑的气力。我只是一个疲惫至极，愤怒至极，在饥寒交加中颤抖流泪的孩子。突然，起风了，追赶而来的村民们的脚步声随着风声愈发迫近。我咬紧牙关，挺身站起，向更加黑暗的树丛、更加黑暗的草丛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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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北京的年轻人
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我 (2)
1935年，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一个岛屿上，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科，学习现代的法国文学与思想。虽然从大学时代起我一直视为恩师的渡边一夫博士是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的专家，但对于一个以远离法语圈的语言为母语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法语特别是十六世纪的法语实在是太难于接近了。巴汝奇初次见到庞大固埃王时曾口若悬河地历数他所能想到的所有语言，但即使在这一著名的篇章里，也没有提到和日语近似的语言。
不过，虽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作家，但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仿佛这些经验本身推动我接近了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并从中多方面地获得丰富自己小说的内容。总之，当我还是一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时，就已经发表了小说。
日本的新作家大多从写作短篇小说起步，我以《饲育》获得被视为登上文坛标志的文学奖，那是在1958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也在这年完稿，我由此开始了作家生活。
在写于1967年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我分身为两个人物，返回在前面说到的两部作品里初步形成的森林村庄的地形结构之中，重新认识这一"场所"。而就在一场洪水把村庄和山下的村落、小镇、城市隔绝开来期间，兄弟两人(哥哥是旁观者，弟弟则是一个行动者，戏仿式(porody)地重新发动在东京未能实现的革命，或许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表演者)共同经历的悲剧过程，这就是小说的故事内容。
在小说里，兄弟两人重返几年前离开的故乡，乘坐巴士在森林里长时间穿行的情景，极富象征意蕴。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那分明是向神话般的地下世界--黑夜与死亡的世界--坠落。兄弟两人将要回归的"场所"，正是将近一百年前发生过重大社会事件--农民暴动、给他们的父祖们带来家族悲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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