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反智时代 [美] 苏珊·雅各比 著，曹聿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历史专业读者、大众

　　◎一针见血!能印证这本书中论点的例子，每天都能见到。

　　◎昏睡和无知的公众有损民主制度的运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像现在这样的政府。

　　◎作者对特朗普的分析和洞见，令人叹服!

　　内容简介

　　《新反智时代》可以视为对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文化研究经典、普利策奖获奖之作《美国的反智主义》的续写。

　　在对过去半个世纪的文化史的热烈讨论中，本书聚焦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的融合，这种融合引发了一场反理性主义的完美风暴。其中包括：风生水起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它今时今日的政治权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未能培养出有见识的公民的公共教育;互联网对印刷文化的胜利;以及美国对资讯娱乐节目的有害发展。

　　作者苏珊•雅各比将历史分析与当代观察相结合，语言诙谐生动，观点振聋发聩，无异于对当代美国的当头棒喝。她既不偏袒右翼，也不偏袒左翼，而是她向美国人发出警告：在今天这样关键的政治时刻，若任由反智与反理性发展，只会使美国人越来越愚蠢，未来的美国只会变成精神荒原。《新反智时代》也为当下的我们敲响了警钟。

　　作者简介

　　Susan Jacoby

　　苏珊•雅各比，独立学者，著名演说家，畅销书作家，以《华盛顿邮报》记者开始职业生涯，并且是《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国瞭望》《琼斯母亲》等媒体的专栏作者。2010年获宗教基金名誉理事会杰出成就奖、理查德•道金斯奖。

　　精彩书评

　　一针见血，能印证(雅各比)论点的例子每天都能见到。 ——硅谷都市新闻网站

　　雅各比的核心论点准确无误：昏睡和无知的公众有损民主制度的运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像现在这样的政府。 ——棕榈滩邮报

　　这不是又一声“我们文化完蛋了”的简单呼喊……(雅各比)的精辟论据带着激情，敲响了我们应当好好听一听——至少是要认真讨论——的警钟。 ——芝加哥论坛报

　　非常重要……对21世纪的愚昧之道完全不可忽视的记录与控诉……本年度最重要书籍之一。 ——布法罗新闻报

　　观点犀利……雅各比的写作充满热忱，延续着与她的灵感之源——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类似的风格……希望她这本深刻的书……能影响到那些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但会严肃看待她的警示的人们。 ——旧金山纪事报

　　目录

　　序言 打了鸡血的反智主义

　　第一章 当下之道： 伙计而已

　　第二章 往昔活法： 一个年轻国度的智慧与无知

　　第三章 文化战起： 社会伪科学

　　第四章 赤色分子、左倾分子与同路人

　　第五章 中流文化： 由盛及衰

　　第六章 都怪1960年代

　　第七章 时代遗产： 青年文化与名人文化

　　第八章 宗教翻新： 新瓶装旧酒

　　第九章 垃圾思想

　　第十章 娱乐文化

　　第十一章 公共生活： 等而下之的愚蠢

　　结语 文化保护

　　精选参考文献

　　致谢

　　精彩书摘

　　打了鸡血的反智主义

　　然而，在2015年夏天，当唐纳德·J.特朗普乘坐那架现在颇为有名的自动扶梯走向特朗普大厦大堂，宣布参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意外。也许他在某些傲慢的纽约理发师眼里不过是个“大橙子”，但我一直认为他有机会赢得共和党的提名。在他真的征服了共和党阵营之后，我也认为他有机会在大选中击败卷土重来的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作为一个一直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人，我对这种带有焦虑的预感并不感到高兴。我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朋友大多是记者和作家，他们一直告诉我说我疯了。随着大选走向尾声，他们中的一些人(暂时)不再跟我说话，特朗普战胜希拉里的可能性让我过度紧张，我不能责怪他们因此而回避与我交往。诚然，他们会说，2016年前后的美国文化并没有构成一个新的启蒙时代，但美国人还没愚蠢到选出一个拒绝听取国家情报简报、宣称气候变化可能是中国设下的骗局、故意做出手臂痉挛的动作嘲笑一名残疾记者的候选人。(那位记者是《纽约时报》的谢尔盖·考瓦里斯基[Serge Kovaleski]，他曾质疑特朗普关于新泽西州的穆斯林在双子塔因恐怖袭击倒塌之时集会欢庆的说法，引得这位候选人大怒。特朗普说，他真的在电视上看过这一事件的视频片段——这样的视频并不存在，因为根本所谓的庆祝活动从没发生过。)

　　我之所以一直很重视特朗普，是因为我重读霍夫施塔特以及为写书而做的研究让我把特朗普这位反智候选人视为一种一望便知的典型人物，而非难得一见的怪人。当他宣布他立志要把他对个人品牌的管理变作对美国品牌的管理时，霍夫施塔特的告诫在我脑中萦绕许久，他让我们警惕“选择的路径可能正在关闭，非黑即白的头脑简单之人将主宰未来的文化”。在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中赢得了57%的高中(或以下)学历者的选票之后，特朗普宣称：“我爱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美国梦的基石，从来都是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提供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爱他们。矛盾的是，交不起大学学费可能是如今很多蓝领工人中反智主义死灰复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悖论，但美国人对子女青出于蓝的期待——这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总是与“受多少教育算是太多”的矛盾心理共存。父母并不希望子女受太高的教育，以至于完全脱离上一辈的世界。因此，工人阶级的父母有可能一边因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或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的文化偏见而心怀厌恶，一边又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机会跻身特权阶层(哪怕他们更希望孩子通过大学教育当上医生或高管，而不是成为教授或媒体人)。特朗普有着准确击中他人痛处的本能，在谈到自己对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的爱时，他意识到了这种矛盾心理。

　　主流媒体低估特朗普获胜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个人敌意或不诚实，就像特朗普总统似乎依然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新闻界未能理解使特朗普的意外上位成为可能的社会环境。同样，特朗普就职之后，许多媒体还是不明白，他的支持者最初为什么对调查竞选活动和白宫与俄罗斯的关系等重大政治事态发展漠不关心。甚至在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往来受到进一步审查之后，很多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漠不关心，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总统的个性，而不是他的政策上。随着人们开始猜测特朗普会被弹劾(在我写此文时，这种猜测更像是一种极左的幻想，而不是近在眼前的可能)，媒体继续强调他的个人怪癖和他的责任，而不是投票给他的人的责任。关于特朗普政府的缺点，很多主流媒体做了相当出色的调查，但并未探究一种文化的反理性主义，而这种文化不仅使他能够成事，还将继续把机会赋予他这样的人——不论他的总统之职会有怎样的命运。

　　由于互联网具有让全世界观念相似的人们联合起来的突出能力，与社交媒介相关的文化孤立呈几何级发展，但主流记者对此的认知尤为迟钝。问题在于“观念相似”这个定语。如果人们只听那些同意他们观点之人的话，那么他们便会相信听到的一切，并强化自己的偏见。眼界狭隘和反智主义总是密切相关，而社交媒介却拥有一种全新的能力，能在瞬间跨越辽阔的地域形成即时的狭隘社群。电视和报纸记者经常把特朗普称作“前所未有”的候选人，但真正前所未有的，是特朗普每天24小时都在使用一种刻意截短了的交流工具——非常容易吸引非理性的人。依照定义，推特140个字符的格式是反智的，因为这么点空间只够张贴标语。它相当于美剧《广告狂人》(Mad Men)时代的那些广告杰作在现代的重现——“云斯顿，香烟该有的好味道”或者“她……还是不是她?只有她的美发师才知道”。区别在于，大部分人知道当年的广告语是广告，而很多人却把一位危险的总统候选人发布的推文当成事实。或者，用特立独行的总统顾问凯利安妮·康威(Kellyanne Conway)的话说，是“另类事实”。特朗普就职典礼的次日，康威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会见媒体》(Meet the Press)节目中露面，为她的老板攻击“不诚实”的媒体故意漏报就职典礼人数的说法进行辩护。特朗普声称，在他发表就职演说时，人群一直排到了华盛顿纪念碑，可从当时大量的航拍照片上看，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场地是空的。没有什么比在一个经常测量的公共空间中的人数更容易验证或得出更可靠的证据了。也许特朗普希望见到人群一路排到华盛顿纪念碑，但希望并非事实。甚至连另类事实都算不上。

　　我不能以文化保守派自称，因为这个词在1980年代被宗教右翼盗用，经媒体广泛传播，现在常常用来描述那种满脑子想的都是美国跨性别者使用洗手间等问题的人(他们恐怕已经愚蠢到忘记常识的地步，不知道锁上厕所隔间的门就不会有人看见他们的生殖器长什么样)。不过，我确实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保护主义者，按照字典上的严格定义讲，我致力于保护文化免受“破坏性影响、自然衰退与滥用，保护其存在、活力、健康与健全等”。

　　霍夫施塔特对美国反智主义的考察，是文化保护主义的典范，出现在这个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式和平”有关的一大堆自鸣得意的虔诚进行更为批判性的审视的时候。在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到遇刺的三年间，大多数美国人中产生了相当大的乐观情绪，但没有哪个群体比知识界更有理由抱有希望。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一种政治气候，这种政治气候把学术和学术兴趣等同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或者至少对那些同情左翼之人抱有危险的宽容。“书呆子们”就算没有被说成是潜在的叛徒，往往也会被斥为无能之辈。1954年，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场共和党募款活动上发表讲话，说知识分子“这种人，说的比该说的多，讲的比知道的多”。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卫星，让美国颜面扫地，美国人这时才恍然大悟，知识分子也许还真有点实在的价值。但是，公众的注意力和金钱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了科学探索——这对于国防和炫耀的资本具有明显的意义。投身于没有显著实惠目的的学术与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大众眼中几乎毫无声望与地位。

　　当我在1970年代初搬到纽约时，我遇见的一些知识分子让我十分惊讶，他们在1950年代曾经真心相信阿德莱·史蒂文森能击败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判，确实体现出了他们与美国腹地的普通美国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我的父母、祖父母和他们的大部分朋友都曾投票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但关于史蒂文森，在芝加哥南边一个蓝领小镇上长大的我只听到过人们说他太像个书呆子了，完全不理解普通人和他们的问题。在史蒂文森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文雅的言辞是个突出的优点，但在我童年世界中的大部分成人眼里却是一种负担。我的祖母在99岁去世前，颇以一生从未投票给共和党人为傲，只有回忆起大萧条和她深爱的罗斯福，她才能克服对史蒂文森话中的语法和高深词汇的反感。“阿德莱跟人说话是居高临下的，”她回忆道，“而且不平易近人。艾克就很亲民，我喜欢他，但是到最后，想想是哪个党给了我们社会保障，哪个党对挨饿的老人不管不顾，我就是没法让自己投票给共和党。”

　　相比之下，肯尼迪巧妙地完成了一项壮举，展示了他的智慧和才学——他的说话方式和史蒂文森一样优雅博学——却又没被大众视为傲慢的知识分子。公众是对的： 如果借用霍夫施塔特的定义，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思想而活的人——这意味着他有一种献身于思想生活的感觉，很像一种宗教信仰”，那么肯尼迪不是知识分子。按照这个严苛的标准，古今各国的政治家鲜少能有资格称为知识分子。美国建国一代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中有那么多真正的知识分子(尽管18世纪时还没有这个词)在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在撰写《独立宣言》和《宪法》以及在这个共和国形成的几十年中领导它的政治家当中，拥有非凡学识和才智的人比例极高。他们忠于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认为自己作为思想家和公共舞台上的演员的角色之间并无冲突： 开国元勋们可能会对其随后的发展感到惊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1942年将其描述为“美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信念，即在现实与思想之间存在着对立，而人们必须加入现实的一方”。

　　肯尼迪经常演讲和撰文(早在他成为总统之前就已经在那样做了)，论及美国社会需要放弃它那种狭隘的思想和行动之间不可避免的分裂的20世纪形象，回归那种认为学问和哲学偏好被认为能够提升政治领导力的18世纪模式。肯尼迪政府的一系列任命便是这种理念的反映，在填补政府重要职位的时候，肯尼迪聘请了大批知名学者，这一点充分证明，有思想的男性(而不是女性)会让他颇感安心。新总统请来了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理查德·诺伊施塔特、理查德·古德温、小亚瑟·施莱辛格和沃尔特·海勒这些无可否认的“学究”，这些知识大大提升了公众对知识界的尊重，知识分子自己有时也会对新出现的权力可能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回报感到既满足又内疚。

　　在这个文化均势的时刻，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主义》出版了。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说，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麦卡锡时代的产物。对于反智主义和诉诸司法的反共主义在战后的激烈合流，霍夫施塔特决心在美国文化倾向的更广阔的长期背景下进行审视，而这种文化倾向在第一批清教徒移民抵达普利茅斯岩之后不久便显露出来。“我们的反智主义，事实上比我们的民族认同更加古老，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霍夫施塔特指出，“对这一背景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并未稳步下降，也没有在最近陡然下降，而是受到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研究也表明，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遭受的怨恨并不是他们地位下降的表现，反而是其越来越重要的表现。”

　　(以上内容经编辑删节，完整内容详见正式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