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美] 西恩·麦克米金著 著，姚志宏 译 中信出版社
编辑推荐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推荐，2015年纽约军事论坛亚瑟·古德泽特图书奖获奖图书。内忧外患时，一次次充满艰辛和血腥的改革，奥斯曼帝国的终结，现代中东的诞生。
1. 一本理清现代中东问题源头的重要历史著作。
2. 2015年纽约军事论坛亚瑟·古德泽特图书奖获奖图书。
3. 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誉为“对奥斯曼帝国的精心研究和探索”。
4. 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将奥斯曼帝国晚期纷繁复杂的诸多事件编织为一个引人注目且见解独到的故事。
5. 见识丛书，装帧设计精美，内容独到深刻，有颜值，有内涵。
内容简介
1911-1923年之间，一系列战争逐渐吞噬了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人们都觉得自己已经很了解这段历史，但其实他们知道的还远远不够，本书作者西恩•麦克米金根据*新披露的资料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崭新的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根据作者对今年来公开的奥斯曼和俄国档案的突破性研究发现，《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揭露出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战后中东地区不稳定新局势的战略深层原因。通过令人惊叹的讲故事能力，麦克米金以奥斯曼帝国的角度重新创造书写了一段史诗。*难能可贵的是，在描述多重复杂、有多个交战方的战争时，他可能秉持一名真正学者的克制，对各方保持中立的态度。另一方面，麦克米金在本书中出色地重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奥斯曼帝国的倾覆，记录了现代土耳其的诞生以及其他国家如何瓜分帝国的领土，对奥斯曼帝国灭亡过程中的种族、宗教屠杀，人口强制迁徙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通过本书，现代中东各方面问题的源头得以为大众所知。
作者简介
西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现执教于土耳其的科赫大学。 作者以研究一次世界大战见长……，《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对世界权力的追求》一书获得欧洲研究协会图书奖。另著有《一战倒计时》由新华出版社2013年翻译出版。译者简介：姚志宏，毕业于南京大学英语系，现居西安，业余从事翻译和写作。
精彩书评
对奥斯曼帝国进行了精心研究和探索，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使当代中东的局势变得复杂化。 这本书解释了现代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该地区的分裂如何影响其未来。学者和关心中东局势的人都将从阅读本书中受益。——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一次更深度的解释……书中独到以及富有感染力的部分要数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战斗。麦克米金先生对这段历史的与其他历史学家相比独树一帜。 首先，他对当时土耳其官方深表同情，他的视角更接近当时土耳其的官方路线，而不是后期一些勇敢的土耳其自由派所采取的修正主义，自我批评的方式。 其次，在研究沙皇档案的基础上，他对俄罗斯帝国的思想有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见解。 麦克米金的作品为读者带来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修正焦点。——《经济学人》
一本有价值的学术作品……麦克米金通过奥斯曼和俄罗斯档案中以前不为人知的资料，谴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中东局势是**次世界大战和英法两国在1916年“赛克斯 - 皮科特协议”中作出的决定的遗产。——《图书馆期刊》
**性的作品……通常人们的注意力都在西方，但在东方奥斯曼帝国舞台上发生的事件细节同样需要关注……麦克米金认为，当战争升级时，各方首脑都被自己的短视和先入为主的的偏见阻碍，军事方面动作轻易地粉碎了任何理性的建议和规划……对想要进一步了解现代小亚细亚面对的破坏和混乱的人来说，麦克米金扣人心弦的故事叙述风格和文学派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资源。——《出版人周刊》
发人深思.....虽然大多数关于现代土耳其诞生的故事都是一派欣欣向荣，但麦克米金看到了奥斯曼帝国时断时续的崩溃，以及俄国革命后的短暂成功，这些成就揭示了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盟友之间敌对行动的深层原因。——《科克斯》杂志
传统上对**次世界大战历史研究集中在欧洲西部的战壕战争中，西恩•麦克米金则将突破性的档案研究和天才的历史叙述结合起来，讲述了“一战”中东方的故事。 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到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麦克凯恩把历史上*伟大的冲突之一的戏剧性和世界性的动荡事件编织成一个引人注目和有独到见解的故事。 正如莱昂·托洛茨基，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和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人物在这些页面上跨越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悄悄溜走，读者将从新的角度看到一些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关于**次世界的战的书有很多，但很少有作品像本书一样重要且好读。——沃尔特•拉塞尔•米德，《上帝与黄金 : 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作者
西恩•麦克米金的《奥斯曼帝国的终结》像是一块土耳其软糖，旧帝国的味道、气味和记忆融汇在一段新的历史中。……作者以惊人的方式将所有大众熟悉但不连贯的线索汇集在一起：青年土耳其党、巴尔干战争、奥斯曼-德国联盟、加里波利、伊拉克、在高加索地区与俄罗斯惨烈的也是被遗忘的战争、对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黑海海战、阿拉伯劳伦斯的传奇故事。这本书填补了战争中被忽视的一面，追溯了现代中东的出现。——杰弗里•瓦夫罗，《哈布斯堡的灭亡：**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作者
这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学术壮举，为现代中东的起源提供出一种新解读和独特见解.”——罗杰·克劳利,《地中海三部曲》作者
西恩•麦克米金呈现出一幅地狱般的全景图，描述了十二年来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以及其直到今天给世界带来的一些问题。——诺曼·斯通，《土耳其简史》作者
目录
序言 1876年9月7日 ix
引言 《赛克斯—皮科协定》谣言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1
第一部分
欧洲病夫
第一章 病人 9
第二章 根治手术：青年土耳其党 33
第三章 豺狼突袭 59
第四章 寻找同盟 83
第二部分
1914年一战：土耳其登场
第五章 神兵天降：戈本号轻巡洋舰抵岸 95
第六章 争取奥斯曼之战 113
第七章 巴士拉、萨勒卡默什和苏伊士 135
第八章 达达尼尔海峡 163
第九章 加里波利 199
第十章 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223
第十一章 大英帝国的严冬 247
第十二章 埃尔祖鲁姆与库特 271
第十三章 双重陷阱：奥斯曼圣战和阿拉伯起义 295
第十四章 俄国的契机 315
第十五章 击退阿拉伯人 341
第十六章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科条约：毒酒杯 365
第三部分
毁灭与重生
第十七章 蒙德罗斯 393
第十八章 色佛尔条约 413
第十九章 萨卡里亚 439
第二十章 士麦那 459
结语 洛桑条约和奥斯曼遗产 483
鸣谢 497
注释 501
参考书目 527
精彩书摘
第一章
病人
“你对我们这种奴隶之子，并且由宦官养大的人能抱什么期望呢?”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876 年
登基成为苏丹前对一位英国朋友如是说
“我们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因为你们想方设法从外部击溃它，我们从内部瓦解它，它却岿然不动。”
——奥斯曼大维齐尔(奥斯曼帝国的首相职位)
和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对一位西方外交官如是说
对于一位绝症病人来说，这个欧洲病夫在死亡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奥斯曼在开始衰落的时期上演着现代史上最让人费解的室内游戏之一。导致奥斯曼开始走下坡路的原因何在?正如一个流行的土耳其说法，也许是当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在1553年下达那个毁灭性的命令，将其才能卓著的儿子和继承人穆斯塔法判处死刑之后，便将帝国置于一代又一代无能之辈的统治之下;抑或是更早些时候，在1536 年与法国签署的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的《领事裁判权条约》(Capitulations)，在此条约中，奥斯曼政府容许法国人享有贸易特权，到20 世纪早期，这种特权已发展成欧洲人在帝国内享有治外法权法律地位的一整套体系。或许是奥斯曼在1529 年第一次维也纳突围战的失败，又或者是1683 年第二次围攻战的失利?是标志着奥斯曼征服欧洲的首次失利，而后签订的倾轧性的《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1699 年)， 还是更加毁灭性的预示着俄国将向南部挺进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1774 年)?拿破仑1798 年入侵埃及，展示了欧洲军事装备的压倒性优势?与埃及的挑战者穆罕默德·阿里(Mohammad Ali)的令人蒙羞的失败，使得土耳其在1833 年转投其宿敌俄国的保护之下?或者是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 年)中的奇特胜利，使土耳其在经济上成为强大的英法同盟的附属国?
这些波澜壮阔的事件曾经暗示着帝国衰退的不同阶段。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正如吉本(Gibbon)谈及罗马时的那句著名言论，与其问为什么奥斯曼会灭亡，“ 我们更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它竟然能坚持这么久(才灭亡)”。在欧洲殖民的冲击之下，其他帝国遭受的远比这严重得多，从美洲的阿兹特克(Aztecs)帝国和印加(Incas)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王朝(Mughal dynasty)、中国的清朝、波斯的卡扎尔王朝，以及整个非洲大陆。诚然，作为奥斯曼帝国最高君主的苏丹，或者说因1517 年征服了圣城汉志(Hejaz)而从此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在评估自己时远非诸如阿兹特克或印加帝国这种区域性帝国可比。虽然如此，土耳其横跨欧亚非三洲，从欧洲的鲁米利亚森林穿过小亚细亚到达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沙漠地带，并经过古城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土耳其更像是欧洲肉食者的一块肥肉而非一片广袤的田地。西方国家利用帝国内第三大人口的基督教少数派的生存困境，长期对帝国事务进行干涉;准确来说，克里米亚战争事实上是东正教和天主教为争夺对耶路撒冷和伯利恒(Bethlehem)教堂的“ 保护权”而发动的。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联合促发了19 世纪后期(排斥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奥斯曼不得不从更深的层面去评估其大量属国高涨的民族统一主义运动， 其中包括： 欧洲的塞尔维亚人(Serbs)、罗马尼亚人(Romanians)、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马其顿人(Macedonians)、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和希腊人(Greeks);土耳其亚洲部分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s)、库尔德人(Kurds)、阿拉伯人(Arabs)以及人数依然占多数的希腊人。 同时受东正教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驱动，俄国人在19 世纪，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1876 年登基之前，曾凭一国之力向土耳其发动了五次侵略战争—而且他们还会在次年再度进行入侵。真正令人惊奇的是，考虑到帝国的宿敌沙皇俄国会将其四倍于奥斯曼且仍快速增长的人口投放到战场，土耳其到1877 年居然还在奋力顽抗。
结语
《洛桑条约》和奥斯曼遗留问题
拆分近东人口将有助于近东地区的真正和解。
——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在1922 年12 月1 日洛桑和平会议上的发言
在经过超过11 年之久的战火后，奥斯曼帝国此时终于迎来了和平。这一天也早该到来了。由于缺乏精确的记录，我们只能估算出1911—1923 年所有前线(及后方)各种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大约有40 万到50万名奥斯曼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丧生。但是，在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奥斯曼连续战争的边境冲突中，这只占所有伤亡人数的极小部分。据最佳估计，1911 年之前居住在奥斯曼领土的人口(大约2 100 万人)到1923 年时已经跌到不足1 700 万人，其中只有少于1 300 万人此时居住在被割去大片面积的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的边缘地区。虽然这些数字只是粗略的估计——而且有多少人死于迁徙或者疾病、营养不良以及其他与战争相关的直接因素中都不甚清楚—但是人们广泛承认一点：帝国的死亡人数在整体数字中接近20%。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数字—尤其同西方战线上死亡人数比重最小的国家相比—法国只占3.5%。土耳其亚洲一侧战争的部分关键影响同样体现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相对设备精良和受到悉心照料的英国远征军的伤亡率之上。
据记录，仅在1916 年就有20.7 万名士兵因疾病而伤亡。大动乱的4 位骑手—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在奥斯曼土地上无情肆虐。直到1919 年之后，它们才被凯末尔的英雄壮举击败。
当然，伤亡人员的原始数据在奥斯曼战争的可怕故事中只是很小一部分。所有民族，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的所有国家都被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而他们赖以为生的生存方式也随之被破坏。1915 年的亚美尼亚大灾难众所周知，但是在长达10 年之久的时间里，这绝非独有：这10 年以来，成千上万的巴尔干穆斯林因巴尔干战争离乡背井，不计其数的希腊基督徒在1913—1914 年、1916 年及1921—1922 年反复遭到驱逐，还有无数名高加索边境上的鞑靼人及切尔克斯穆斯林在1914—1915 年被驱逐出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1915 年遭遇了蝗虫灾害，数不胜数的土耳其穆斯林在希土战争中被烧毁了村庄和家园，更多的希腊人在1922—1923 年冬天再次被赶出士麦那。更多的事例难以言尽。
要弄懂这些损失的重要性，以及探寻数百万难民面临流离失所窘况及同样多的痛苦的军人、平民死亡的意义，可以说绝无可能。无论如何，在一个世纪的变迁后，我们可以开始处理它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奥斯曼帝国在跌跌撞撞地走进了20 世纪后，虽然已难巍然挺立，但却也尚存早期令人敬畏的威势。尽管欧洲以领事裁判权及经济监管的方式侵蚀着帝国，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仍然被成千上万名奥斯曼属民、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人奉拜为苏丹，而一些更远地区的广大穆斯林把他视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诚然，1908—1909 年的剧变推翻了哈米迪耶政权，并且撼动了苏丹统治根基，但是，从远至英属印度传来的报告来看，直到1918 年，全球的穆斯林仍对苏丹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效忠：这甚至包括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拉沙德)，到之后的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后者在1922 年11 月1 日被凯末尔废黜，并由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接任哈里发(而非苏丹)，直到1924 年3 月，土耳其最终废除了哈里发一职。在奥斯曼连续战争带来的所有持久变化之中，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废除哈里发一事上，穆斯塔法·凯末尔常因此受到人们的肯定或者责备(特别是奥萨马·本·拉登)。但是，实际上真正摧毁奥斯曼威势的乃是帝国在1918 年的大惨败。在土耳其的例子当中，区别在于王朝的覆灭还毁掉了团结世界范围内的(逊尼派)穆斯林—并通过源自伊斯兰教古典时期的哈里发来联系他们的最后一处机构。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侯赛因国王在1924 年3 月听到土耳其传来的消息后，便马上宣布自己为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不过，他在6 个月之后便失去了对麦加的控制，后者由伊本·沙特领导的瓦哈比教派占得，但伊本·沙特并未宣布政权的正统性，因此，能够团结全球穆斯林的哈里发一职从1924 年之后便不再存在了。
从地球上消失的不仅仅是奥斯曼苏丹及哈里发。在一个接一个战役中苟延残喘了几个世纪之后，帝国本身终于分崩离析，再难回归。诚然，所有“一战”参战国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包括俄国—同盟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瓜分了俄国一部分领土，当然，还有其他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和(范围相对较小的)保加利亚。但是从各方面考量，奥斯曼都是独一无二的。1938 年，希特勒合并了土耳其的战时同盟国德国及奥地利，他们试图恢复旧时边境线。同时，为了重建依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上的东方帝国，他们还在1941 年实施了巴巴罗萨行动。但是，希特勒的策略为时不久，而且同1914 年之前相比，德国和奥地利此时早已被割去了大片边境面积。苏维埃俄国在重新获取沙俄时期几乎所有领土方面显然更为成功，此外，它甚至(比如加利西亚和加里宁格勒等少数地区)还进一步扩张了自己的领土范围。由于凯末尔在1922 年的军事胜利的完满，国外诸强也没有为争夺土耳其新确立的边境线而爆发严重冲突(除了在“二战”的时候，斯大林在其胜利末期曾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提出了领土要求—虽然他最后未能如愿)。在所有由“ 一战”造成的地理格局上的大破坏中，一个奇怪的事实是：最稳定以及最不稳定的边界线变动都存在于前奥斯曼帝国。阿拉伯中东战后和解的脆弱性在近些年已变成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一些被定义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家也于近些年在这些地区出现，并成为当前的不安因素所在(不过或许并非是最令人忧虑的)。然而，由千万名战士的鲜血锻造而成的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而非通过缥缈的外交文件确立—已经证明了自己同那些东南邻国一样坚不可摧。凯末尔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在1923 年洛桑会议上确定的边界线一直沿用到了今天—除了在1939年的时候，土耳其通过法属叙利亚的公民投票从其手中吸纳了哈塔伊一地—这使得土耳其顺利实现了1919—1920 年《土耳其民族宪章》中提出的最后一处领土要求。根据早些时候同法国及意大利签订的协议，凯末尔总体接受了意大利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控制以及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同样，他也没有对英国对摩苏尔的领土主张提出异议—尽管由于他们在此区拥有广大的土耳其人口(土库曼人)，此地也包含在《土耳其民族宪章》之中，而且他或许还能在伊拉克轻易击败逊于自己的英国军队。作为自己对于胜利上的克制的交换条件，凯末尔要求永久废除受人憎恶的领事裁判权：最终，他如愿以偿。
总的来说，奥斯曼—阿拉伯世界在战前比(由英法监管下的)战后更为平和一些，但是它在战前却不一定更稳定。到了1914 年，奥斯曼的统治权在诸如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地方很大程度上乃是一个假象—尽管它或许是有益、积极的那种。同俄国逐渐接管土耳其东部和波斯北部一样，欧洲外交官、工程师和商人在此区长期的大量涌入也有可能会在不用发动大国战争的情况下就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拽进西方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已经在意大利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分别丢掉了非洲和鲁梅利欧洲一侧的大部分地区;此外，爱琴海大部分海域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也不再属于帝国了。关于土耳其决策者做出介入“一战”决定的最好理解是：这是他们为通过对德国加以利用，并对抗那些更为危险的、对奥斯曼领土怀有企图之心的列强—俄国、英国和法国(大致是这样的排序)—以延缓帝国衰退和分裂做出的最后一丝努力。即使同盟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正如他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时，就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一个得胜的德国很有可能会对土耳其的行政机构和经济实行强制监管。
即使那样，一个半胜利状态下的英国仍然会以接受德国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地位为条件，对奥斯曼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实施占领。考虑到帝国在1914 年面临的安全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使其无限期维持某种原状的现实方案，他们只有糟糕与更糟糕的选择。最终，在1918 年恩维尔的高加索进攻战失败之后，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经过分类，放弃了难以控制的帝国及其难以管辖的少数民族，转而支持建立一个他们能够紧紧掌握的、排他的、单一民族国家。在这一目标中，他们获得了预料之外的成功。在土耳其的边境线之外，奥斯曼战争还在激烈地持续着，看不到尽头。
前言/序言
序言
1876 年9 月7 日
这一天，帝国的每个角落万人空巷，民众聚集在街道上见证加冕典礼的到来。街道里弄被身着帝国传统彩色服饰的人映照得一片通红—红色锥形的土耳其毡帽，帽上黑色的丝质流苏穗子，白色的穆斯林头巾，阿拉伯式头巾;此外，身着优雅礼服的欧洲外交官们也跻身其中。目击者声称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划着金白相间的轻舟穿过加拉塔大桥上的热闹人群时，瞥见了十万之众拥于海滨这一尊荣至极的景象。停靠金角湾后，帝国34 岁的继承者骑上他的白色战马，穿过帝国卫队，抵达了帝国最神圣的艾郁普(Eyüp)苏丹清真寺—此寺于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在1453 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修建。在这座银色的圣殿之中，埋葬着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旗手艾郁普，他在公元670 年的阿拉伯围攻战中阵亡此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Ⅱ)被赋予奥斯曼“胜利之剑”，正式加冕成为帝国第三十四任苏丹，以及伊斯兰教第二十六任奥斯曼哈里发。
大部分观察者一致认为，这位新苏丹在整个典礼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庄重，一些对其继位存在异议的不和谐音符因此显得微弱无力。阿卜杜勒·哈米德貌不惊人，以至于在奥斯曼之剑的对比之下，他纤弱的身形被映衬得更加渺小。赋予阿卜杜勒·哈米德宝剑的谢赫·伊斯兰(谢赫·伊斯兰(Sheikh-ul-Islam)为伊斯兰教长老，总管穆斯林的事务。—译者注)比阿卜杜勒·哈米德高得多，不得不立即俯身，以遵循传统亲吻这位苏丹的左肩。与此同时，不祥的事件正在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里发生：在加拉塔大桥上，过于拥挤的人群使得桥梁部分塌陷将近4 英尺(约1.2 米)，几乎沉陷进了金角湾(Golden Horn)。仅仅一箭之遥，位于高地上欧洲人聚集的培拉区和码头之间相连的地下缆索电车上的一根缆线也发生了断裂。
更多不祥的消息从欧洲传来。在前一年10 月，时任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因无法支付其行宫过度挥霍所产生的复利而宣告破产，不得不暂停偿付奥斯曼的债券息票—其拖欠行为遭到上千名主要集中在巴黎和伦敦的持券人的憎恨。当一起基督徒起义席卷奥斯曼统治的巴尔干地区时，奥斯曼政府(通常被称为“ 高门”(高门(Sublime Porte)，1923 年以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译者注))这才发现自己失去了支持。它试图扑灭巴尔干地区的动荡火焰，但是由于给正规军拨付的款项一直处于拖欠之中，高门便派部分非正规的切尔克斯人(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即“巴施巴祖克”(Bashi-Bazouk)，指奥斯曼的非正规军。—译者注)[2]部队对动乱实行镇压。到1876 年夏，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传遍欧洲(指奥斯曼政府血腥镇压起义)。本已退休的英国前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复出谴责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政府的中立立场，并在一个很快闻名世界的宣传册中痛斥“保加利亚惨案”。这个宣传册甚至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艾郁普登基时也得到刊登发行—他也因此将自己关进了崇高道德的地牢中。然而迪斯累里却连同双方一并谴责，认为两者“同样可怕和残暴”，并草率敷衍有关奥斯曼非正规军的恐怖暴行只是“咖啡屋的胡言乱语”。(迪斯累里之后称自己“出于过失”忽略了发生在保加利亚的残暴故事。奥斯曼政府承认“巴施巴祖克”部队对6 000 名平民的死亡负责，欧洲方面却认为死亡人数为1.2 万。尽管如此，他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在严肃调查保加利亚事件之前，迪斯累里的著名宣传册上的内容是根据一名并未实际到过保加利亚的君士坦丁堡律师埃德温·皮尔斯(Edwin Pears)的“报告”所做：他仅仅将一位在罗伯特学院任教的美国传教士告诉他的故事加以传扬，而这位传教士所知也是来源于他的保加利亚学生。它们虽然不是“咖啡屋的胡言乱语”，却是小道传闻。)格莱斯顿进而纠正他，并称土耳其人是“人类中仅有的不合人道的大败类”，应该“将其驱逐出他们蹂躏和玷污过的地方”，“连人带物一起滚蛋”。格莱斯顿对于很多由沙俄政府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宣传者好几个月的缄默无言只字未提。但是他却认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会有更加骇人的行为，他利用自己的英式议会辩才表达着愤怒，并说如果宿敌沙俄侵犯巴尔干地区，作为土耳其传统保护者并帮其对抗俄国侵略的大不列颠将选择冷眼旁观，尤其在那个夏天—俄军志愿者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乘坐火车奔赴战场，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沃伦斯基军官一样—为斯拉夫民族战斗。在俄国的鼓动下(非官方的)，塞尔维亚6 月向土耳其宣战，并由刚征服塔什干城的俄国将军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Mikhail Grigorievich Chernyaev)掌控其军队。黑山随后也介入战争。然而说到落井下石，谁也比不上长期外派奥斯曼、现已退休的外交官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勋爵，他曾经几乎凭一己之力就将英国带入克里米亚战争，为奥斯曼一方站台。如今，他却在一封发至《泰晤士报》的信件中公然支持格莱斯顿的反土耳其立场—实际上，格莱斯顿早先就把“ 保加利亚惨案”宣传册献给了坎宁。在30 年前，当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个体弱、孤独的孩子时，便与坎宁在托普卡帕宫(Topkap? Palace)的花园里初次邂逅，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第一次遇到外国人。那是一次尤为令人生气的接触—事实上，坎宁可以算是第一位愿意诚恳善意地对待这个孩子的异国成年人，以至于这位苏丹在数十年以后还能记起这件小事。如果说俄国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53 年与英国外交官的一次会谈中就首次提及并称其为“ 欧洲病夫”—现在有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少时眼中的英雄和英国最为声名狼藉的亲土耳其系的支持，那么这个帝国将无任何存活下去的可能性。
尽管各种恼人的事件源源不断地涌入帝都，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离开艾郁普苏丹清真寺时依旧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他已经比他上一任继位没多久就遭到罢黜的穆拉德五世(Murad Ⅴ)实现了更多的成就。在5 月份暴力废黜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后，虽然受到了大量狂热民众的拥戴并被冠以“伟大的改革者”称号，穆拉德五世却没能够召集力量举办就职典礼来面对公众。作为帝国王位的潜在继承人，所有皇嗣都有过被软禁在“卡菲”(即皇室监狱——译者注)的经历。穆拉德五世登基后，当得知被废黜的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用一把剪刀割(双)腕自杀(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诡计，并将其与谋杀的流言牵连在了一起)，就已经浑身颤抖。获悉其前任死亡的消息后，穆拉德五世不禁当场昏厥。苏醒后，他又陷入猛烈的呕吐之中。这一切似乎还不够。6 月15 日，一位年轻的切尔克斯军官(其姊妹内斯林曾是已故苏丹后宫中最受宠溺的妃子)为了给“殉难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复仇，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冲进了大厅，企图谋杀曾经废黜前苏丹的两位共谋者—军政大臣侯赛因·阿夫尼(Hüseyin Avni)，以及外交大臣拉希德帕夏(Ra?id Pasha)。种种骇人事件使穆拉德五世受到了极度创伤，并开始胡言乱语(被诊断为自杀式妄想症)，显然这使得他无法接受奥斯曼之剑，也无法会见外国使节或承担其他任何一个苏丹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仅仅通过顺利举办一场完整的就职典礼，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已经足以恢复这个四面楚歌的帝国的臣民的信心。
诚然，这位年轻的苏丹是一个谜。即便对其举荐者来说，他也是一个未知数。一直到1876 年那个糟糕的夏天—这一年从此成为土耳其人熟知的“三苏丹轮流当政之年”—伟大的立宪派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领导的改革派政治家，随同基督教少数派和诡诈的欧洲政治家，还将希望放在英俊迷人的穆拉德五世身上，并相信他会支持西方的自由主义(或者说，至少在推动之下能够顺应改变)。相形之下，阿卜杜勒·哈米德只有使人难堪的腼腆、令人尴尬的社交能力，还有他那古怪的长相。他的鹰钩鼻异常突出，以至于很多土耳其人认为他的母亲皮林穆杰哈(Pirimujgan)其实是隐藏身份的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她其实是普通的切尔克斯奴隶舞者，有一段时间成为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ul Mecid)最宠溺的妃子，在26 岁的时候死于肺痨，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才7 岁]。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父亲对他也并不抱希望，他因此由养母抚养长大，并经历过一段比正常人更孤独的童年时光以及“卡菲”的囚禁岁月，他的唯一伴侣是后宫的妃子和宦官。自然而然，他与女性的关系比与男性更为亲密一些。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年轻的时候很信任已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的“苏丹娜”(皇太后)佩尔泰尼亚(Pertevniyal)。佩尔泰尼亚在未进后宫之前是公共浴池的一名爱传流言蜚语的侍女，这使得她非常清楚公众舆论的动向。这位未来的苏丹甚至与一名“异教徒”—一位来自培拉区的巴尔干手套女商贩弗洛拉·科迪尔(Flora Cordier)发生了风流韵事，这位“异教徒”还使他认识到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此外，在他登基前的岁月，他还经常和一个与英国大使亨利·艾略特(HenryElliott)关系密切的英国商人汤姆森先生在席拉皮亚(Therapia)公园闲逛。正是汤姆森让他知道了英国议会的议事程序(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曾要求他将议会蓝皮书加以翻译，并引进奥斯曼)。尽管对于帝国内部和外部事务同样相对无知，但相比近代的其他先任，他在就职仪式方面做得更好。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位新苏丹是一个名义上的穆拉德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当已经开始为奥斯曼帝国起草一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宪法的米德哈特帕夏发现穆拉德无法充当其改革工具时，感到极为震惊—不过奇妙之处在于，也正是他说服了内阁催逼穆拉德五世下台，而且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阿卜杜勒·哈米德，并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为防传统的苏丹权威复苏，米德哈特帕夏在被委派试探这位年轻的继承人之后，设法让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穆拉德五世长期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通过有条件的登基来束缚其君权—由他获得摄政权，而非完全的苏丹职位。阿卜杜勒·哈米德当然不愿意与一个半疯半癫的王位潜在竞争者共同执政，于是果断拒绝。协商只好继续。在此期间，米德哈特帕夏终于得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承诺，后者称会“ 立即”颁布宪法。根据权威病历确诊穆拉德五世为精神错乱的诊断说明，这位继承人坚持要求正式及永久性废黜穆拉德五世。在此基础上，协议达成—但这个协议使得这位年轻的苏丹开始对米德哈特帕夏和立宪主义者产生怀疑，并反对其对君权的进一步干预。
尽管登基过程中各种阴谋涌动，但对于自信的继承者阿卜杜勒·哈米德来说，他选择在艾郁普苏丹清真寺继位有十分恰当的理由。这个夏天，在帝都历经了两次折磨人的废黜事件之后，没有人希望发生第三次。在巴尔干地区，即便格莱斯顿的激昂的宣传册暗示新的暴行将指日可待，但最坏的消息也似乎行将结束。在夸口会如何摧毁由“衰老、肥胖的阿卜杜勒·克里姆(Abdul Kerim)”领导的奥斯曼军队之后，俄军控制的塞尔维亚军队对土耳其的进攻迅速陷入了泥沼。到8月上旬，土耳其已经攻占了通往摩拉瓦河流域(Morava Valley)，最终进入塞尔维亚腹地的关口，获得了胜利。9 月1 日，穆拉德被废黜的第一天—也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任职的第一天，塞尔维亚人和其俄国司令官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被果断击败。当新苏丹在清真寺即位之际，塞尔维亚人请求停战，奥斯曼外交官便着手拟定和平条款，施加于贝尔格莱德，其中包括武装解除、要塞占领以及赔款。塔什干征服者的此次溃败使塞尔维亚蒙羞，而土耳其人则又一次进入了欧洲，并开始向北挺进。
苏丹骑着他的白色坐骑，手持“黄金辔勒”，在扛着先知绿色旗帜的谢赫·伊斯兰及皇家随从人员的簇拥下，穿过位于第二大桥的金角湾，经过了拜占庭贝拉克奈(Blachernae)的废墟城墙、法纳尔(Phanar)希腊东正教教区，蜿蜒进入狭窄的穆斯林旧区斯坦布尔(Stambul)。最终，队伍到达高门，外国使节们坐在“荣誉台”上，对成为奥斯曼帝国君主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致以敬意。随着领土的延伸—从多瑙河公国(Danube Principalities)到波斯湾(PersianGulf)，从北非的马格利布(Maghreb)到外高加索(Transcaucasus)，黑海和白海各国的统治者位列其间。街巷上，人们欢呼呐喊着：“苏丹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