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 [美] 卡伦·霍妮 著 九州出版社
编辑推荐
★苏芩强力推荐，国际著名精神分析领军人物，深刻揭秘矛盾复杂的心理真相，让你对号入座、脊背发凉之后，重建人生自信的心理学，活出完整、成熟、内在安宁的自己！
★作者卡伦·霍妮是20世纪著名女性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表人物，这本书是她的成熟期代表作。
★与弗洛伊德、阿德勒、弗洛姆齐名的精神分析领军人物。社会心理学经典，化解每个人内心冲突、职场焦虑，重塑人生自信与安宁。
★武志红、苏芩、张德芬曾深受此书影响，让你对号入座、脊背发凉之后，重建人生自信的心理学，活出完整、成熟、内在安宁的自己！
★每个人都能在书中看到真实的自己，发现内心隐藏着的孤独、不安全感、失望等的心理真相，进而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内容简介
每个人都能在书中看到真实的自己，发现内心隐藏着的孤独、不安全感、失望等的心理真相，进而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本书指出，由于深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我们总是与我们想成为的人背道而驰，于是产生了这些足以主宰我们人生的内心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我们不但自欺欺人地虚构了各种“理想化意象”，通过“外化”把责任推给他人，还基于不同的性格倾向发展出一系列各不相同的防御策略：顺从型选择了亲近他人、对抗型选择了抗拒他人、疏离型选择了疏远他人。但这些策略更像是精致的代偿与逃避，不但没有消除冲突，反而使我们深感恐惧、焦虑和绝望，无法真诚地投入任何关系或者工作中，觉得一切已经定型，再也不会有所好转，在糟糕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作者简介
卡伦·霍妮，20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之一，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与阿德勒、荣格、兰克、弗洛姆等同为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她的主要著作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自我分析》《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等。其中《我们内心的冲突》是她的经典之作。
精彩书评
我们的内心容纳着各种矛盾冲突，既是痛苦，也是才能，只有当你愿意承受打击的时候，才能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
——苏芩
霍妮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者之一，她的理论为推进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
每次读这本书，都是一次心理突围。
——武志红
卡伦·霍妮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人的“假我”是如何压迫“真我”、让“真我”无法成长的问题，这是神经症人格形成的主要原因。人的成长就是要摆脱“假我”的束缚，让“真我”显现出来，获得自由。
——知乎
目录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和解决问题的尝试
第一章 激烈的神经症冲突 / 002
第二章 基本冲突 / 011
第三章 亲近人 / 024
第四章 对抗人 / 038
第五章 回避人 / 047
第六章 理想化的形象 / 068
第七章 外化 / 086
第八章 虚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 102
第二部分 冲突得不到解决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 114
第十章 人格衰竭 / 125
第十一章 绝望 / 149
第十二章 虐待倾向 / 160
结论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 184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和解决问题的尝试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激烈的神经症冲突
首先我要说的是：冲突并不等同于神经症。我们的愿望、兴趣和信念总会在不同的时间或场合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正如我们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发生这样的冲突是一种常态，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人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动物的行为主要由本能决定。动物的交配、育雏、觅食以及防卫差不多都是被规定好的，个体意志无法左右。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人类能够做出选择，必须做出决定，既是人的特权，也是人的负担。我们或许必须在两种相反的欲望间做出选择。比如，我们或许想独处，却又想着与朋友共处；我们或许想研究医学，却又想学习音乐。或者在愿望和责任之间有冲突：我们想和心爱的人待在一起，可这时候有人陷入了困境需要我们照顾。我们既想跟别人好，又怕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让对方难受，这样就让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打仗的时候，我们既觉得上场杀敌是责无旁贷的事，却又觉得陪伴家人是应尽的义务，最后只能陷入两种价值观的纠葛之中。
这种冲突的种类、范围以及强度主要由我们生活的文明决定。文明稳定，传统固化，可供选择的种类就有限，个人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范围就窄。即便这样，冲突也是存在的。忠诚之间可能会有冲突；个人愿望与集体义务之间也可能会有冲突。但是，如果文明正处于快速过渡的时期，各种极度矛盾的价值观念与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存，个人必须做出的选择就多种多样、难以理解了。他可以做本分人，也可以做异见者，可以群居生活，也可离群索居，可以崇拜成功，也可以鄙视它，可以严格教子，也可以不加太多干涉地任其发展；他可以信奉不同的男女道德标准，也可以认为男女拥有相同的道德标准，可以认为性关系是人类亲密关系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认为它与感情无关；可以怀有种族偏见，也可以认为人的价值与肤色或鼻子的形状无关——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文明人要时常做出这样的选择，而围绕这些选择引发的冲突也很常见。但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因此拿不出什么具体的办法解决它们。他们往往随波逐流，任由事件的摆布。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妥协了不知道，矛盾了也不知道。我在这里指的是正常人，既不是普通人也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没有神经症的人。
因此，认识矛盾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做出决定是有先决条件的。一共有四重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愿望是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意识到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是真的喜欢某人，还是因为我们应该喜欢他所以就认为我们喜欢他了？母亲或者父亲去世了，我们是真的难过，还是只是做做样子？我们真的想当律师或医生，还是只是觉得这种职业既体面挣钱又多？我们是真的想让子女既快乐又独立，还是只是随便说说？大部分人发现很难回答这些简单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我们想要的又是什么。
冲突常与信念、信仰或者道德观相联，因此认识冲突先要有我们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信念并不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几乎没有足够的力量引发冲突，也几乎无法指导我们做出决定。受到新的影响时，我们会很轻易地丢掉这些信念，用其他的信念取而代之。如果我们只是借用普通的价值观，原本对我们最有益的本该发生的冲突就不会发生了。比如，如果儿子从不怀疑思想偏执的父亲的智慧，父亲让他从事一项他不太喜欢的职业时，他的心中就几乎不会有什么冲突。已婚男人爱上了别的女人，其实就陷入了冲突中；如果他对婚姻的意义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干脆就会选择阻力最小的那条路走下去、混下去，而不是直面冲突，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决定。
就算我们认识了这样的冲突，也必须心甘情愿地把两个矛盾问题中的一个舍弃。但极少有人能做到断然取舍，因为我们的感觉和信念是混在一起的，或许说到底还是因为大部分人不够安全，不够快乐，无法舍弃任何东西。
最后，做决定要有为这种行为负责的意愿和能力。做决定难免会出错，错了就错了，甘愿担责，不怪罪别人。做决定的人会这样想这是我选的，是我做的他首先要有更加强大的意志力和独立性，而现在大部分人显然不具备这些东西。
很多人被冲突死死缠住——虽说没有意识到——因此愿意用妒忌和羡慕的心态看待那些似乎过得悠然自得、不受这些东西扰乱的人。这种羡慕也许是有道理的。那些人可能是强者，早已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要么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冲突已变得虚弱无力，也不太需要再做什么决定了，他们也就变平静了。但外表可能只是假象。更有可能的是，我们羡慕的那些人因为感情冷漠、墨守成规或者净干一些骗人的勾当，无力真正面对冲突或者依靠自己的信念真正试着去解决冲突，这样他们就只能随波逐流混日子，受眼前之利的摆布了。
有意体验冲突，虽说使人痛苦，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我们越是勇于直面冲突，寻求解决办法，我们的内心就会得到越多的自由，我们就会变得更为坚强。只有愿意承受打击，才能靠近那个理想的形象——成为生命之舟的掌舵人。装出来的平静源于内心的愚钝，绝不值得羡慕。它使我们无论在面对何种影响时都会变得虚弱，轻易被俘获。
冲突围绕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展开时，面对、解决冲突会变得更为困难。只要活力充足，原则上就没有不这么做的理由。读书益处颇多，能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培养信念。若能认识到与选择相关的诸多因素的意义，就有了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生命中也就有了方向。
认识、解决冲突本来就难，这些事交给神经症患者来做就更困难了。必须说明一点：神经症一直是一个程度问题——当我提及“神经症患者”时，无一例外地指的是那些“已达到病态程度的人这些人的情感和欲望意识能力已经衰退。通常情况下，这些人能有意识且清晰地体验到只是别人击中他们的弱点时他们所产生的恐惧和愤怒的反应。就连这些反应也要受到抑制。这类典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确存在，且深深受控于强迫性标准，以至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在这些强迫性倾向的支配下，舍弃的官能失效，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几乎消失殆尽。
神经症冲突涉及的问题可能就是困扰正常人的那些问题。但那些问题种类迥异，有人禁不住问是否可以用同一个术语描述这两种问题。我认为可以，但我们千万要意识到两者的区别。那么，神经症冲突都有哪些特点？
用一个简单点的例子描述一下：有一位工程师，与别人合作研究机械，总受到阵发性疲劳症和烦躁症的困扰。有一回，他的病又犯了，原因如下：讨论某些技术问题时，他的意见不如同事的受欢迎。此后不久，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大家做了表决，后来也没有给他陈述意见的机会。这种情况下，他本可以认定这种程序不公正，站出来据理力争，也可以不失体面地接受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种反应每一种都是正常的。但他没有这么做。虽说受了极大的轻视，他却没有站出来抗争。他只是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愤怒。他心中的狂怒只出现在梦中。这种被压制的愤怒——混合了对他人的愤怒和对自己软弱的愤怒——是他的疲劳症的主要原因。
他没能做出正常反应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他早已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靠别人的尊敬才能支撑起来的光辉形象。那时候，他在无意识中建立了这个形象，他一切的行为取决于下面这个假定条件：在他所在的那个领域内，他的天分和能力无人能及。任何轻视都会损害这个假定条件，引起他的愤怒。并且他有痛斥、羞辱别人的无意识的冲动——一种令他讨厌地要用过分的友好把它掩饰起来的态度。他还有一种利用别人的无意识的内驱力，这种东西强迫他在众人面前保持体面。他迫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许和羡慕，加上惯有的屈从、忍让、避免纷争的态度，加重了他对别人的依赖。于是破坏性的敌对行为就产生了——反应性的愤怒和虐待的冲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对赞许和羡慕的渴求，渴望在自己眼中显得彬彬有礼、通情达理。结果内心产生了不被察觉的剧变，表现在外的就是疲劳，一切行动的能力丧失殆尽。
看这场冲突中涉及到的几个因素，首先令我们震惊的是，它们完全不协调。首先，的确难以想象更为极端的对立情况：一方面摆出一副高傲的姿态要别人尊重自己，一方面又要讨好、屈从于别人。其次，整个冲突是无意识的。他并未认识到在冲突中发挥作用的矛盾倾向，而是深深地压制它们。剧烈的心理斗争只在表面泛起了微微的泡沫。感情因素被文饰了：这么做不公正，这是在轻视我，我的想法更好。第三，冲突双方都是强迫性的。即便他能多少感觉到他的非分要求，或者他的依赖行为的存在和性质，也无力主动改变这些因素。改变它们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他在两方面都受到一种无法掌控的强迫力量的驱使：无法舍弃内心的任何一种强烈需要。但这些需要都不是他真正需要或者寻找的。他既不想利用别人，又不愿屈从别人；其实，他是鄙视这些趋势的。然而，我在此事中描述的这种状态对于理解神经症冲突具有深远的意义。这说明任何决定都无法实行。
再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描绘的是类似的画面。有个自由设计者经常从好友那里偷小钱。外界因素证明这种偷窃行为有欠妥当；他需要这点钱，但朋友乐意给他，朋友以前就这么做过。考虑到他是体面人，且尊重友谊，这种反复偷钱的行为就让人特别震惊了。
下述冲突才是此种行为的根源。此人对感情有明显的病态渴求，尤其渴望随时得到别人照顾。这种渴求中掺杂着一种利用别人的无意识倾向，因此他采用就是既想让别人喜欢他、又想恐吓别人的手段。这些倾向本可以使他愿意、渴望接受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但他在无意识中又培养了一种极度自大的姿态，这种自大中所包含的那种傲气其实很脆弱。别人帮助他应该感到荣幸才对：他觉得求人帮助是一种屈辱。他强烈渴望独立、自立，这让他对求人更加反感，承认自己需要什么或者把自己置于别人的恩惠之下，这种行为让他根本无法忍受。因此他就只能强取，不能接受了。
虽说这个事件中的冲突与第一个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一样。任何其他的神经症冲突的例子，都会表明冲突内驱力之间这种类似的不一致性以及它们那无意识、强迫性的本质，这样就导致患者总也无法解决自身矛盾。
画一条模糊的界线，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的冲突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以下这个事实：就冲突程度来说，正常人远不如神经症患者那么大。前者必须做出的选择介乎两种行为模式之间，在完整的人格框架内，任何一种都是可行的。用图形表示，正常人冲突的两个方向之间的角度仅为90度或者更小，而神经症患者的这个度数可能会达到180度。
两者在意识程度上也有差别。正如克尔恺郭尔指出的真实的生活千差万别，仅凭完全无意识的绝望与完全有意识到的绝望之间的那种抽象对比根本无法描述然而，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人的冲突可以是完全有意识的；神经症患者的冲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无意识的。即便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冲突，但只要得到一点帮助，就能认识到冲突的存在，而神经症患者冲突的主要倾向都被深深地压抑着，只有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把它们释放出来。
正常人的冲突涉及到两种可能性或者信念之间的真正选择，两种可能性均为他真正渴求，两种信念均为他真正看重。因此他就有可能做出合理的决定，就算做决定可能会很难，而且需要做出某种舍弃。陷入冲突中的神经症患者无法自由选择。他受到两种相反却同样强大的力的驱使，而这两个方向他都不愿去。因此通常来说是不可能做出选择的。他陷入了困境，找不到出路。只有处理这些相关的神经症倾向才能解决这种冲突，改变他与别人和自己的关系，才能完全摆脱掉这些倾向的困扰。
上述特点解释了神经症冲突为何如此强烈。这些冲突不但难于认识，更令人绝望，却也有着一种令患者恐惧的破坏性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特点并把它们牢记于心，就无法理解神经症患者开始竭力解决冲突的这些尝试，而这些尝试正是神经症的主要组成部分。
……
前言/序言
做研究的时候，不管出发点是什么，也不管研究的路途有多么曲折，我们最终会认识到，人格的紊乱是患病的根源。其实，其他的心理学发现差不多也是这么回事，就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从古到今，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精神紊乱的人心中绝不会平静，头脑绝不会清晰，内心的冲突让他们苦恼不堪。用现代的词来说，就是每一种神经症，无论症状如何，都是人格神经症。因此，我们在研究理论、治病的时候必须朝着更好地理解神经症人格结构这个方向去努力。
其实，弗洛伊德的伟大先驱理论同这个看法越发契合——虽然他最初选用的办法不允许他最终做出明确的阐述。但其他那些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其中著名的有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奥托·兰克（Otto Rank威尔逊·赖希（WilhelmReich哈罗德·舒尔茨-享克（Harald Schultz-Hencke）——已经更为明晰地界定了神经症人格结构的概念。不过，在这种人格结构的确切本质和能量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我的出发点不同。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的假定让我开始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是由什么组成的，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而文化因素明显影响着这种看法。我认为，弗洛伊德就是因为当初没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才最终犯了那么明显的错误。十五年来，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日渐浓厚。其中的原因，部分是我与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的共事，埃里克的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知识都很丰富，让我更多地认识到社会因素的作用不只限于女性心理的研究。1932年我来到美国，证实了我的这种想法。然后，我发现美国人的态度和神经症在很多方面都与我在欧洲国家看到的不同，而只有文明的差异才能解释这种不同。我终于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中总结了我的推论。我的主要论点是：神经症的根源是文化因素——更确切地说，神经症源于人际关系的紊乱。
写《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以前的那几年，我还研究了一点别的东西，那项研究源于早期的一些假说，围绕着神经症的内驱力是什么这个问题展开。弗洛伊德最先指出，文化因素就是强迫内驱力。他认为，这些内驱力追求满足，受不了挫败，人天生就有。因此，他相信这些内驱力并不只限于神经症本身，而是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不过，若神经症源于人际关系紊乱，这种假设就不能成立。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简单来说就是：强迫内驱力为神经症特有，源于孤独、无助、恐惧和敌视这些感觉，虽然有这些感觉，却也代表着对付这个世界的手段，追求的主要是满足不是安全，强迫性源于潜藏在它们身后的焦虑。这两种内驱力——一种是对感情的病态渴望，一种是对权力的病态渴望——就第一次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并在《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做了细致的描述。
虽说保留了自认为是弗洛伊德的基本学说，但我那个时候意识到，由于我一心想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结果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道路。如果那么多的被弗洛伊德视为人天生就有的因素其实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那么多的源于焦虑、旨在和他人相处获得某些安全感、却被他视为了性欲的东西，其实是源于对感情的一种病态需要，他的里比多理论就站不住脚了。童年经历依然重要，但应该用一种全新的观念看待它们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其他的一些不同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因此有必要在心里厘清我和弗洛伊德学说的不同之处。厘清的结果就是《精神分析的新方法》（）这本书。
与此同时，我继续研究神经症的内驱力。我把强迫性内驱力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我的下一本书中描述了十种这类倾向。那时候，我还认识到神经症人格结构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时我把这种结构视作由很多相互作用的微观宇宙组成的某个宏观宇宙。每个微观宇宙的核心都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个神经症的理论有实用意义。如果精神分析主要依靠的并不是思考我们目前的麻烦与过去的经验之间的联系，而是依赖于理解我们现有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需要一点甚至完全不需要专家的帮助就完全可以认识和改变我们。面对对于精神分析疗法的广泛需要和能够得到的帮助稀缺的现实，自我分析好像提供了满足一项重大需要的希望。那本书讨论的主要是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以及方式，我就把它叫作《自我分析》（）。
然而，我并不完全满足描述个体倾向。虽说我准确描述了这些倾向，却总觉得就这么简单地把它们罗列一下会让它们显得太孤立。我能看出来，对感情和强迫性的谦卑的病态渴望，其实跟对“伴侣”的需要是紧密相连的。我没看出来的是，这些需要结合在一起，代表的是一种对人和对己的基本态度，一种特殊的人生哲学。这些倾向就是我此刻所召集的“亲近人”这类人的核心。我还看出，对权力和地位的强迫性渴望也有着类似的地方。它们大体构成了被我称为“对抗人”的那类人的因素。但对赞赏和完美的需要，虽然都有神经症倾向的特征，又都影响着神经症患者和他人的关系，但涉及到的似乎主要是自我间的关系。另外，对利用的需要，好像并没有对感情和权力的需要那么重要，也没有那么广泛，似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而是从某个更大的整体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
我的疑问后来证明是有道理的。接下来的那几年，我的兴趣转移到了神经症冲突的作用上面。我在《神经症人格》中说过，神经症源于不同倾向的相互碰撞。我在《自我分析》也说过，神经症的倾向不但能相互增强，更能相互冲突。然而，冲突一直被看作次要问题。弗洛伊德也逐渐认识到了内心冲突的意义，却把这种冲突视为被压抑与压抑两种力量之间的争斗。我开始看到的那种冲突则不一样。它们作用于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虽然最初只涉及到对他人的矛盾态度，最终还是会对自己、矛盾的性质和矛盾的价值观产生矛盾态度。
深入的观察让我明白了这类冲突的意义。首先，最令我吃惊的是患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内心所存在的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当我给他们指出这些矛盾时，他们采取了躲避的态度，好像也失去了兴趣。这个实验我做了多次，意识到这种躲避说明他们极度反感解决这些矛盾。而在他们突然意识到这些冲突之后又会变得惊慌失措，这件事让我最终明白我在玩火。神经症患者有充足的理由回避这类冲突：他们害怕被自己的力量撕成碎片。
然后，我开始认识到神经症患者几乎是拼了老命、挖空心思去“解决”这类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否认它们的存在，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和谐景象。我看到了四种解决此类冲突的主要尝试，我在此书中根据一定的顺序对这四种主要的尝试一一做了描述。第一个尝试是掩盖部分冲突的重要性，让其对立面占上风。第二个尝试是“回避”他人。我们对神经症的孤立功能如今已有了新的认识。孤立就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也就是对他人的一种最初的矛盾态度，考虑到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维持一种感情上的疏离状态能让冲突失去作用，因此也代表了一种解决矛盾的试图。第三个尝试很不一样。神经症患者回避的不是他人，而是自己。他觉得他的整个真实的自我有些不真实，便创造了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取代它的位置，在这个人为创造的理想形象中，冲突的各个部分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变成了一种复杂人格的不同侧面。这个看法帮助我们厘清了很多既无法理解又无法治疗的问题。这个看法也把以前死活不愿结合的两种神经症倾向结合到一起了。渴求完美如今就好像变成了竭力符合这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的要求；渴求赞美就可以被视作患者要求别人确认他自己就是那个理想化的形象。这个形象和现实的差距越大，对现实的需要就越难以满足。在解决这类冲突的所有尝试中，这个理想化的形象因为对整个人格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但反过来它又制造了一种新的内心裂痕，因此需要再修补修补。第四种解决此类冲突的尝试，虽说能偷偷地解决掉其他的冲突，但主要是为了消除这种裂痕。通过我说的“外化”手段，患者的内心活动就像是独立于自我的事件。如果理想化的形象意味着与真实的自我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外化手段就代表了一种更严重的决裂。外化手段再次制造新的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大加剧了原有的冲突——自我与外界的冲突。
我把这些称为四种解决此类冲突的主要尝试，部分因为它们似乎在各种神经症里面经常发挥作用——尽管程度各异——部分因为它们导致人格的剧变。但绝对不只有这几种尝试。其他的不太重要的方式有：武断认定自己是正确的，这个办法的主要作用是压制心中的一切疑虑；僵化的自我控制仅凭意志的力量把分裂的个体组合到一起；犬儒主义贬低一切价值，消灭与理想有关的一切冲突。
与此同时，我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了所有这些尚未解决的冲突造成的后果。我看到了由此产生的恐惧、精力的浪费、不可避免的道德败坏以及因复杂的情感纠葛导致的深深的绝望。
我在理解了神经症患者的绝望之后才最终看清了虐待狂倾向的意义。我现在明白这种倾向代表的是那些“甚至连做自己都会感到绝望”的人一种尝试，想用替代性的生活获得某种补偿。他在虐待别人的时候常常表现出的那种极度疯狂的劲头儿，说明他极度贪恋这种惩罚性的胜利。这样我就懂了渴望糟蹋别人其实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神经症倾向，只是那个更广泛的整体在无休无止地表现自己，我们找不到更好的术语描述这个整体，暂且叫它虐待狂吧。
一种神经症理论就此逐步形成，其动力中心是“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这三种态度的基本冲突。患者一方面害怕被孤立，一方面又想融入整体发挥作用，于是竭尽全力试图解决矛盾。虽然他这样能够创造一种虚假的平衡，却也在不断制造新的冲突，不断需要新的补救措施消灭它们。在这个竭力融入整体的过程中，每走一步都会让患者更加仇视别人、更加无助、更加恐惧、更加疏远自己和别人，结果冲突的根源更加深重，冲突的真正解决更加遥遥无期。患者最后绝望了，或许想在虐待行为中寻找某种补偿，而反过来这又加剧了他的绝望，制造出了新的冲突。
这便是神经症发展及其导致的人格结构的一幅相当恐怖的画面。可我为何还要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建设性的呢？首先，这个理论废除了坚称通过简单荒谬的手段就能治愈神经症的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但它同样废除了悲观主义。我说它有建设性，因为它第一次允许我们处理、解决神经症患者的绝望问题。我说它有建设性，主要因为，虽然它认识到了神经症患者情感纠葛的严重程度，却仍然提供了机会，让我们不但有可能调节潜在的冲突，更有可能真正解决它们，从而使我们努力获得真正的人格整合。理性的决定无法解决神经症冲突。神经症患者解决冲突的尝试不仅无益，反倒有害。但改变人格中促成冲突的条件能把它们解决掉。每一项分析性的工作，只要做好了，都能改变这些条件，因为它能让一个人不再那么无助、那么恐惧、那么不友善，那么疏远自己和别人。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治疗办法持悲观态度，源于其不相信人性的善良和人的发展。他想当然地认为人注定要受苦，要毁灭。人的本能只能被控制，或者至多被“升华但我认为人既有能力也有愿望发展其潜力，变得更加高尚，如果他同别人以及自己的关系一再被打断，他的潜力就会受到削弱。我坚信，只要人还这个世界上生活，就能改变并且不断改变自己。我们理解得越深入，这个信念就会越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