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发明者：西方政治哲学导论（第三版） [美] 唐纳德·坦嫩鲍姆著，毛兴贵，莫娇，夏琬清译中信出版集团

卖贝商城 2023-10-25 14:01:35 39

　　内容简介

　　政治行动和政治制度要么是基于政治哲学家发明的政治观念，要么是由于缺乏这样的观念。古往今来，伟大思想家通过提出回应社会问题的新观念来回应其共同体中的危机。他们不仅过去是、现在也是才华横溢之人，那些新的政治观念将为他们所感受到的混乱带来秩序。他们还给出理由来支持他们关于谁应当统治、如何统治以及为了谁的利益而统治这些问题的主张。

　　无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和宇宙的思考，圣奥古斯丁对于两座城邦的看法，马基雅维利的精英和大众之分，霍布斯和洛克对自然状态的构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对性别角色的批判，密尔的自由概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弗洛伊德对人类心理的刻画，他们的观念都带来了改变。他们以此作为弱者的武器，用来对抗充当压迫性政权工具的其他观念。

　　政治哲学的研究为我们呈现出过去的模式，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抽象的但终究是有意义的术语（例如古代、中世纪以及现代）来考察这些模式。这些术语和相关的观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使得我们能够以有助于扩大政治进步这一目标的方式去评价甚至改变当前的政府结构、组织与行为。因此，它们通过帮助我们从少数人或多数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提升了我们作为自由且负责任的公民采取行动的能力。

　　《观念的发明者：西方政治哲学导论（第三版）》是为帮助读者看到政治哲学如何以种种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的方式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相联系，并旨在成为一本针对该主题的读者友好型入门图书。通过简要地讨论17位主要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观点，以阐明他们关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政治是多么重要。

　　作者简介

　　唐纳德·坦**姆（Donald G.Tannenbaum），现于宾夕法尼亚葛底斯堡学院讲授政治哲学。他是《国家：政治科学期刊》（Commonwealth：4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的创刊编辑，是美国教育部下属雅各布·K.贾维茨奖学金计划审查委员会（Jacob K.Javits Fellowship Program ReviewBoard）顾问。曾任东北政治科学学会主席（1993-1994）和宾夕法尼亚政治科学学会主席（1988-1990）。2002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和美国政治科学荣誉协会（Pi Sigma Alpha）嘉奖，以表彰他在大学教育方面做出的贡献。

　　精彩书评

　　本书三个最*的特点就是简洁、分析框架感强，以及旁征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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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将主要哲学家原初的政治社会观点与当前的政治和思想联系起来。……为读者提供了研究当代政治问题的实践和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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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极佳的入门读物。……让人管窥政治哲学的魅力，很有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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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人入胜，各种观点陈述得十分清晰，不失为一本政治哲学入门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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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7

　　范围广泛的思想家 9

　　关键主题和积极的学习策略 9

　　客观性与主观性 10

　　新特征 10

　　致谢 11

　　第一章政治哲学：引入挑战 14

　　导言 14

　　西方政治思考的起源 15

　　共同的关注，不同的结果 16

　　政治哲学家之比较 18

　　个人与集体 22

　　家庭和性别角色 24

　　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及本性之比较 25

　　家庭在政治思考中的角色 26

　　政治哲学的历史发展 27

　　调和信念冲突的技巧 28

　　描述性陈述与规定性陈述 28

　　概念澄清 30

　　结论 30

　　延伸阅读 359

　　译后记 360

　　精彩书摘

　　第二章柏拉图：倡导正义

　　理想的国家

　　国家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孤立的个人不是自足的。与之相反，他们是因某些基本需求而联合起来的社会（也即政治）动物。这些需求首先是安全和经济自足这样的物质需求，但在更高层次上，也是友谊这样的社会需求。柏拉图说，若要正义地对待人类，所有人都必须先视他人为公民，同时正义的国家也应当在此基础上组建。

　　专业化的需要

　　你应当还记得，在我们一开始建造起我们的城邦的时候，我们就好几次提出了一条普遍的原则：每个人都应该在共同体中发挥最适合其本性的功能。我认为，那条原则或它的某种形式就是正义。

　　对每个个体而言，何为正义因其能力而异；正义要求一个人做最适合其本性的事。柏拉图假定，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且只有一种适宜的角色。有的人生来就是统治者，而有的人生来就是劳动者。正义的国家应建立在这条专业化原则，也即这种经济上的劳动分工之上。因此，公民必须让个人的愿望服从于更高的理性，并为了公共善而去做被吩咐之事。结果就是，给所有社会成员间的和谐以及每个灵魂中的安宁带来了社会和心理的双重秩序。正义的国家将他们真正的经济需求与社会政治本性统一了起来。

　　上述图景与处于完全混乱中的非正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非正义国家中，由于欲望凌驾于理性之上，人们的经济和社会需的控制权与奢靡之物无休无止的欲望将导致内部不稳定、战争以及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个人的成长受到限制，同时整个社会的适当发展也受到限制，因为人们最深层的需求难以满足。就柏拉图而言，混乱无序的国家意味着远不及理想状态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对那里的大多数公民来说，真正的哲学家似乎是无用的，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何等需要他们。大多数人就如同患病者，虽身染病症，但却将想要施以援手的医生（即哲学家）视作胡言乱语的梦呓者。此外，大多数人的意见诱使许多潜在的哲学家成了迎合公众所想的智者。这一切能够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只有将哲学家与合法统治者的单独活动统一到哲学王的角色中才可实现。

　　柏拉图通过“洞穴之喻”（Allegory of the Cave）来想象这种结合如何实现。那洞穴就如同民主政体，柏拉图憎恨它，因为它是个助长过度和不义的欲望以及公众意见的政权。住在这个洞穴中的居民处于认知的较低层次，仅仅能看到对象的影子，就如同在民主制下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伪知识的迷梦中那样。他们对具体事物持有信念，并且也许还能识别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或者一条正义的法律，但是他们判断这些物质性的事物所用的标准是粗陋浅薄、变化无常的。

　　相比之下，哲学家就像那走出洞穴的人，在充溢的阳光下看见了真实的世界。换句话说，他抵达了认知的第四个阶段，并且认识到了善的型相。但是当他回到洞穴，告诉其他人自己所见的一切后，却遭到了嘲笑。那洞穴中的大多数人自信满满，他们相信自己已经看到的东西，因为公众意见站在他们这边。

　　然而，通过耐心的理性推理和教育的帮助，真正的哲学能够帮助每个人依其本性而分享善。哲学家的责任就是返回洞穴，带领大众亲自去看，就像苏格拉底所尝试的那样。最终，当哲学家被赋予统治的权威时，国家就成了正义的。哲学家们并不像伪哲学家智者那样，为了权力而谋取权力。相反，他们之所以统治，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这么做，自己便会被较差的人统治，正义的国家也无从建立。

　　阶级结构与职能

　　这样，如果一个国家是基于自然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它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那种智慧便是由于它最小的那个部分所拥有的知识，也就是那个带领并统治其余部分的部分。唯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似乎自然规定了，有特权拥有这种知识的人总是最少数……

　　当我们挑选战士并训练他们的身心时，这也是在尽力做同样的事情……这样，由于有良好的性情且受到了正确的教育，他们关于应该畏惧什么以及其他问题上的信念就会坚定不移……这样一种根据我们的制度始终对应该畏惧或不应该畏惧的事物维持正确信念的能力，就是我所谓的勇气……

　　现在看来，这些保护我们国家的人过的生活与鞋匠、其他工匠或农夫的生活相比，既更好，也更光荣。

　　柏拉图为正义国家——他称之为“理想国”（Republic）——的结构提供了一些细节。他将国家的成员分成三个阶级：统治者、（统治者的）辅助者、劳动者。这些阶级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辅助者和劳动者是被统治阶级，并不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定。他们只是执行统治者下达的命令。

　　但是每个阶级都在这个有机的或相互关联的城邦中扮演着必要的角色。每个阶级都执行着其关键的职能，这也是他们对整体的贡献。每个阶级都有自身的特征，这些特征规定着指引他们行动的义务和回报。这些特征还为每个个体规定了其在社会中的位置。阶级之间有清楚的界线，并且每个阶级都被限定于一种职能。

　　劳动者构成了最庞大但政治地位最低的阶级，他们的特征是易受欲望的驱使。他们追求财富以及其他物质性的东西，以满足其身体上的欲望和需要。与城邦中的另外两个阶级不同，他们可以拥有私人财产，缔结婚姻以及生活在自己的核心家庭中。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了一定的教育，他们也有充分的理性，会承认那有智慧之人的统治权利。因此，他们抑制自己的欲望，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财富受到统治者的限制，以促进社会正义与社会和谐。这意味着在劳动者中没有极端的贫富之分。在经济上，劳动者的职能即满足理想国的物质需求。该阶级的成员（从农民到鞋匠再到木匠）从事着经济繁荣所必需的所有农业与手工业等任务。

　　然而较高的两个阶级——统治者和辅助者，都被称作护卫者（guardian）。他们是城邦的统治者，两者的组成男女皆有，这些男女根据自己的阶级特征而彼此平等。

　　辅助者们充满激情、勇敢刚毅，他们历经训练变得热爱荣誉。他们和善地对待自己的朋友以及顺从的同胞，但对敌人却残酷无情。“就像狗要服从国家的牧羊人一样”，他们的职能就是执行统治者的决定。他们组成了理想国的官僚机构，包括警察和军队，而警察和军队对于控制劳动者中的贪婪迹象来说是必要的。

　　作为少数的统治者，也就是哲学王以及哲学女王，理性是他们的关键特征，其职能是做决策。统治者是训练有素的管理阶级和政治阶级，指挥着整个理想国，包括教育进程，还要给每个人分配恰当的阶级和职能。他们是全部法律和指令的来源，这些法律和指令以他们对公道或公平的理解为根据，并且以一种只有他们才拥有的理性为基础。

　　统治者对政治权力拥有合法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绝对的。这种绝对权利的正当性既在于他们的自然禀赋，也在于他们受到的教育。他们能“认识自己”，也就是说，他们能明辨善恶，并且将这种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决策中。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早已理性地认识到“善”，这使其得以控制自身欲望，实现正义的统治。

　　这两个护卫者阶级都是无私心的、纪律严明的，并且忠于职守。他们从不期望通过履职来获得个人的幸福或是经济收益。在他们看来，统治对于将最高水平的知识和德性结合起来的人来说是最重要也最适合的工作。但是，为了防止私人利益或阶级利益同他们的政治义务冲突，柏拉图为他们设置了两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并不适用于劳动者。第一，护卫者不能拥有核心家庭。丈夫、妻子和孩子一样，都是公有的。为了防止不正义的种姓制度出现，后代不可以继承父母的阶级身份。相反，当他们成年后，所有的孩子都将被安放在符合其个人特质的阶级中。第二，护卫者不能拥有私人财产。在一种共产制或说共同所有制下，他们的所有益品都是共同持有的，仅仅根据基本需求而进行分配。他们将不会享受任何的奢侈品，而且在共同营房中居住，在公共食堂里用餐。护卫者对这些限制欣然接受，因为他们更关心整个国家的善，而非他们自己或孩子的善。他们知道服务和正义的价值比财富、权力或者家庭更重要。

　　教育和审查

　　柏拉图相信，公民德性或者良好的公民是可以教育出来的。他的教育方案被设计为法律的替代物。这种教育要教导每个阶级各自的义务，并鼓励他们尽可能地自我约束。鉴于这项使命，教育完全掌握在公共权威手中。

　　监督下一代统治者的选拔和训练是每一代统治者的职责，因为统治者也是哲学教育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儿童从小接受社会规范，以便他们可能成为合群的、快乐的公民。这种教育刚开始的时候对所有人开放，但本质上是个精英主义的计划，只有天资卓越以及是社会所需的少数人能接受进一步训练。

　　劳动者所受的教育是要教他们服从上级，约束任何过度的物质欲望。辅助者要学会接受并遵从其统治者的每一项命令，他们被训练得勇敢无畏，以更好地保卫国家。柏拉图的教育方案产生了一些拥有智慧的统治者。尽管只有统治者会被教育得能认识善，但其他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学习适合其所在阶级的特殊德性来分享理想国中的良善个体。

　　所有的教育都旨在服务国家—团结各个阶级，增强统治者的统领作用。诸如音乐、文学以及艺术等学科，都不是为了教授而教授，而是为了其更高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出于这一目的，对于所有新的音乐形式和诗歌段落，如果树立了不良榜样，破坏了人们对神明的信仰，那么加以审查就是正当的。这一目的也允许出于国家所赞成的有效理由而教授的神话和“高贵的”谎言。例如，“金属之喻”（Allegory of the Metals）便支持这种阶级结构：

　　我们要在这个寓意里告诉我们的人民，你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是兄弟，但是造你们的神在造你们中那些适合统治的人时混入了黄金，因此他们具有最珍贵的品质；他在辅助者身上加入了白银，而在农夫和工匠身上加入了铁和铜。

　　这些神话虽不完全合乎理性，但应加以教授，所有人（甚至包括统治者）都要将其作为真理来接受，柏拉图把这样的神话与有害的谎言（例如智者的意见）区别开来。那些有害的谎言可能会使理想国分裂，使敌对的阶级相互对抗，结果使少数政客获益。

　　女性的角色

　　柏拉图旗帜鲜明地打破了一些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古希腊传统观点。回想一下，柏拉图构想的护卫者阶级是由平等的男女构成，且他们都不能生活在核心家庭之中。柏拉图之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他否定了护卫者的任何私人角色，这使他从根本上质疑两性间每一个与政治相关的差异。由此，柏拉图被称作革命者和女性主义者，他被认为持有这样的主张：生物学上的差异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女性的才智能够对政府有积极贡献。但他到底有多激进呢？

　　在理想国中，一些女性是护卫者，因此也是决策者。但是柏拉图建立起一个从根本上来说是精英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永久的臣民，无论男女。此外，获得了与男性平等地位的女性无法进入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对于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来说，那些女性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即她们女性的一面，这无法通过发展她们的理性或者与少数男性享有平等地位来弥补。然而，柏拉图确立了一条原则：要想对两性在政治上进行差别对待，就要有证据证明这种差别对待是正当的。

　　第十七章观念的发明者与他们的发明：持续的挑战

　　观念的重要性

　　观念重要吗？或者，比如相较于经济学，所有政治哲学家的著作都仅仅是无意义的空谈吗？

　　据我们所知，政府起源于人们对人身安全的需要和降低经济匮乏程度的需求。这些都是关于公共利益或普遍福利的最早看法。在任何哲学或政治哲学出现以前，人们可以做出的政治选择是，要么生活在部落环境中，要么生活在一个统治着军事帝国的君主的统治之下。在每一种政府形式中，暴力都是实现政治变革的主要手段，因为两种政府形式中的决策者通常都反对变革。部落要求遵从不容变更的古老传统。军事帝国的统治者则通常是独裁者，他们像统领军队那样治理民众，要求人们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这些命令纯粹基于他们的自身利益，而且命令的做出也只和其他精英进行过最低程度的协商。正是观念的发明才创造出了更多的政治选择。观念仍然能为我们发挥这种功能，因为我们都出生在一种文化中，这种文化类似于那些部落政权和帝国政权，会在年少时就向我们灌输一种观念：它就是最伟大的，实际上是我们应当考虑的唯一选择，公共利益要求我们完全忠诚。政治哲学研究充其量旨在提出对公共利益的不同看法。

　　政治行动和政治制度要么是基于政治哲学家发明的政治观念，要么是由于缺乏这样的观念。古往今来，伟大的思想家通过提出回应社会问题的新观念来回应其共同体中的危机。他们不仅过去是、现在也是才华横溢之人，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有缺点和局限。但无论你支持他们中的哪一种观点，所有的观念都有巨大的价值，因为他们试图通过构建新的政治观念来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法，那些新的政治观念将为他们所感受到的混乱带来秩序。而且，由于他们是哲学家，他们还给出理由来支持他们关于谁应当统治、如何统治以及为了谁的利益而统治这些问题的主张。因此，他们使我们能够以比较的视角来审视我们文化的价值，对于那些可能不属于正统文化的观念，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

　　无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和宇宙的思考，圣奥古斯丁对于两座城邦的看法，马基雅维利的精英和大众之分，霍布斯和洛克对自然状态的构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对性别角色的批判，密尔的自由概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弗洛伊德对人类心理的刻画，他们的观念都带来了变化。他们以此作为弱者的武器，用来对抗充当压迫性政权工具的其他观念。他们一直都是将政治运动和革命团结起来的旗帜，帮助推翻了君主制并建立起议会，用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取代沙皇和帝王，并拆除了柏林的铁幕和围墙。他们的观念可以成为团结人民的力量，但也可以被用于分裂人民，因为民族和文化可能被推向战争，以消灭那些持有相反观念并反对其民族或文化的人。

　　政治哲学的研究为我们呈现出过去的模式，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抽象的但终究是有意义的术语（例如古代、中世纪以及现观代）来考察这些模式。这些术语和相关的观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使得我们能够以有助于扩大政治进步这一目标的方式去评价甚至改变当前的政府结构、组织与行为。因此，它们通过帮助我们从少数人或多数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提升了我们作为自由且负责任的公民采取行动的能力。我们之所以依赖它们，是因为伟大的思想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价值，我们这些人无法创造这些价值，即使与朋友和其他公民持续讨论数十年也无法创造它们。因此，倘若没有这些观念，我们又能从哪里获得这些独到的洞见呢？

　　前言/序言

　　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

　　你说你将会改变宪法……

　　——甲壳虫乐队《革命》（1968）

　　为了使人类更有德性，当然也是为了使人类更幸福，男女两性必须根据同一个原则来行动；但是只允许一种性别看到原则的合理性，怎么能指望做到这一点？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1792）

　　甲壳虫乐队的歌词提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那是一个变革和反叛并存的时期，当时的年轻人都质疑社会和政治的规范。早在大约两个世纪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也对她那个时代的精神和假定提出了质疑。她是在回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男人和女人如何在一个男女不平等的世界里找到作为人的幸福。她的回答引发了一场巨变，从长远来看，可以说这场巨变和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或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巨变一样重大（见第十、十一、十三、十五章）。前面引自甲壳虫乐队歌词和沃斯通克拉夫特著作的两段引文都表明，政治的根本问题一直涉及人类生存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

　　我写《观念的发明者》这本书是为了帮助学生看到，政治哲学是如何以种种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的方式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相联系的。本书是为第一次修习政治哲学课程的初学者及其教授者所写。这本书可以结合一手文献来使用，同时也可以独立地作为一本政治哲学导论，作为政治科学研究导论的组成部分，或作为研究该学科的范围和方法的课程的一部分。无论课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本书都旨在成为一本针对该主题的读者友好型导论。

　　全书的总体目标是通过简要地讨论17位主要的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观点，以阐明他们关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政治是多么重要。它会让学生深刻地认识到政治哲学是何等重要，无论他们想要一场革命，希望改变宪法，还是仅仅想知道如何改善人际关系。一本政治哲学教科书，不必仅作为将书本里的信息传递给读者的渠道。一本教科书可以促进一种积极的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并且培养哲学探究的乐趣。它能表明哲学研究并不是理解和从事实际政治的阻碍。相反，对于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家或政治科学家来说，哲学和政治学必须结合起来，就如同亚里士多德（见第三章）在很多个世纪以前就注意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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