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王东杰)-图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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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 ：文史爱好者与文化思想史研究者
面对激变，中国文化传统已经随着其所依托的整体构架的崩解，分裂为无数思想的碎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就此灭绝。实际上，所谓传统本非一个整体，其内部原本存有多元异质，一旦裂为片段，面对新的历史条件，自然会有不同的遭遇。然而，无论传统因子在此一变局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它们都是中国“现代性”成长过程中不可能回避也不得不依赖的条件。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天然地了解“中国文化”；同样，我们也不要以为“中国文化”是永无变化的单质晶体。事实上，今日许多侈谈“中国文化”的人，完全是把自己偶然折取的一枝一叶，想象为整个森林。不幸的是，一个没有见识过全木的人所摭拾者，往往是枯枝败叶。因而，要继承和光大传统，首先要做的是下点苦功，等到真正了解和掌握了那个传统（实际是“那些传统”），懂得分辨其间的精粗优劣之后，再来高扬传统文化的大旗，也不算迟。
内容简介
本书撷取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几个片段，探讨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构性异变，以及崩解后的传统碎片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催生、转化与突破作用。
在其中可以看到：儒家的道德自省逻辑如何将社会进化论改造成为强大的行动机制、历史观的改变如何重新塑造中国人讲述自己过去的方式、声音文化的兴起如何引发知识变革中的“声音转向”、“道”的意识怎样参与现代学术理念和制度的型塑、科学概念怎样刷新传统宗教的形象、新旧文学怎样直接间接地对新史学的科研实践提供支援。
这番回顾表明，激活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既依赖于对我们自身传统丰富性和开放性的肯定，又依赖于对这些素质的强化和提升。
作者简介
王东杰
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2005，三联书店）、《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201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目录
序论传统的碎片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创生
第一章“反求诸己”与晚清思想界对进化论的认知
第一节起步未久的竞争
第二节“竞于理”与“竞于力”
第三节天行与人事
第四节余论
第二章清末民初新史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
第一节史家的焦虑
第二节寻找“进步”
第三节余论
第三章近代社会变革与言语文化的兴起
第一节“言语”的发现
第二节民权政治与“言语”的勃兴
第三节结论
第四章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与知识革命
第一节从取象到拟声
第二节声音转向中的知识场域
第三节“声音”的象征意义与知识现代性
第四节余论
第五章革命经验与任鸿隽的“建立学界论”
第一节书生造反与从政生涯
第二节觇国者“先观学界”
第三节余论
第六章“宋学”修养与任鸿隽对科学的诠释
第一节“字彼之真以道”
第二节走向“明道”的“求真”
第三节结论
第七章科学和近代道教之污名及其净化
第一节道教的衰落
第二节道教与“旧文化”
第三节“学”与近代知识人的道教批判
第四节道教徒的回应
第五节道教与中国科学的起源
第六节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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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贯穿于“疑古”与“释古”之间的“故事”眼光
第一节“层累说”的建设向度
第二节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
第三节结论
第九章从缪钺看文辞修养对现代史学研究的“支援”作用
第一节史学视野中的“文史结合”
第二节“文史结合”路径的形成
第三节现代学风转移与“由文入史”
第四节结论
征引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道教予人的一个印象是一堆方术和神灵崇拜的杂凑，而义理系统异常薄弱，和佛教、基督教等“高等”而“进化”的宗教相比，差距就更加明显。用过去的话说，就是有“术”无“学”，有“技”而不能进乎“道”。顾颉刚在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道教本来是一个杂糅各种神道的宗教，无论什么东西它都可以接纳。要是基督教进来得早一点，我敢说基督教在道教里的地位一定可以和孔子相等。”这种杂糅性又使他一言论定：“所以道教真是一个只有崇拜，没有思想的宗教。” 信仰基督教而研治中国思想史的王治心（1881—1986）说：道教经典中，“除老庄具有高深学理以外，其他大都学理浅薄，不如佛教，在学术思想上没有多大的贡献”。 杨玉生说：“道教既无中心理论，故无永久性之价值，亦无法抽其精义”，欲研究而不知从何下手。 研究道教史的傅勤家也抱怨：世界“各教有共同之点，亦有特异之点，道教亦然。惟各教皆有其历史，以行于世，而道教无有也。《道藏》之书虽多，要皆空虚妄诞，等于无物，无从采择”。 不啻是说：道教自己的论述毫无价值，必须由外人表述。
多数读书人认为，道教一直追随佛教，规摹仿效，毫无创造力。李养正说自己“往年所读有关道教历史方面的论著，学者们每谓道教之产生，乃因受佛教传入中土之刺激与启发，或径谓为模仿佛教而创立”。 顾颉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比较温和，以为“道教之所以成，一半在谶纬，一半在佛教”，并不全归于佛教之影响，但也指出：“假使无佛教输入，中国之道教决不会如此完备。” 这“影响”不仅是义理上的，连神灵系统和技术都不时被人发现“仿佛道而作”的痕迹。 且这也不仅是中国人的看法，而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吉冈义丰说：“道教的形成，是佛教传入到中国后，受了她影响而促成的。”早期“只顾以模仿追从为重”，直到唐末才有自觉意识。 而按照安娜-塞德尔的说法：“在马伯乐之前，欧洲的学者主要把道教错认为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的佛教赝品。” 不只是“模仿”，简直就是抄袭了。
胡哲敷认为，道教之所以衰落，就因其内容“多由佛教貌袭而来”，缺乏独立根基，“在思想界不能立足”。虽庙观建筑“极轮奂之美”，但信徒“多系无知愚众，与少数贪生畏死之帝王将相，所以遇着一代帝王宠眷了，它便气焰万丈；加以遏止，便要渐渐衰落”。佛教则既“有深渊的理论”，又有严整的“仪文制度”，自作主人。“帝王尊崇固然可以促进其教化，即帝王摧抑，亦不致损失其教理教义”。两相比照，就可知“道教虽然很普遍，而价值终不能如佛教”的缘故了。
晚清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也认为道教多依外力而存：唐宋时代，“道士所著之经典，概效释教之经卷，亦即法其功用，如所谓祈福也，求寿也，解冤也，禳灾也，超度也，祈雨也；而诵经拜忏之道士，遂亦不娶而直若戴发出家之僧也”，乃至“直甘食佛教之余唾而忘老聃为其教主矣”。艾氏据此断言：“道教之为教，实亦不克自主其规，必赖他教之扶持而始得立也。” 但艾氏对道教并不完全蔑视。他认为，道教失去其教主（老子）“恬淡无为”的本来“宗旨”，而“日趋日下”，皆因模仿佛教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