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图书推荐

内容简介

生态翻译学立足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对生态翻译学做出了全景式的描述与诠释,探讨了“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等核心理念,并对翻译生态体系、翻译本体理论、翻译文本转换等研究内容进行了解读与示例,构建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适用于翻译理论研究者、翻译实践工作者、高等院校翻译学院系所的师生,以及其他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人员。对从事语言文学、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师生等也都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胡庚申,香港浸会大学翻译研究哲学博士,英国剑桥大学英语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后,清华大学二级教授,澳门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已在国内外发表文章180余篇,出版著作28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项目,获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成果一等奖。在国内外开拓了“国际交流语用学”和“生态翻译学”两个新的研究领域。曾任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创始会长、《生态翻译学学刊》创刊主编。现任中国语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常务理事、香港国际交流中心特聘顾问、台湾翻译学学会终身荣誉会员、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系列研讨会主席、国际翻译家联盟(FIT)翻译与文化委员会委员。

精彩书摘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
翻译生态系统是涉及社会、交际、文化、语言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应该一如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和时间变化,同时具有自动调控功能并且具备开放性。我们可以仿照生态系统的定义而把它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语言与语言之间、翻译要素与非翻译要素(如社会、交际、文化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翻译学功能单位。我们也可以把翻译生态系统狭义地理解为“翻译的环境研究中的外部控制与语言内部控制”机制的协调发展,进而把它放到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中进行讨论,一切与翻译发生联系的活动都可以纳入这个系统加以考察。翻译史研究也表明,无论是译者个人或一个民族或历史时期翻译标准的形成,还是译者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或一个民族的翻译思想传统的形成,无论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翻译的整体特征或者翻译政策的制定,还是翻译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等等,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有必要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视角进行整体的综观与审视。
总之,基于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十分强调“整体综合”思想,其整体观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及其内部结构的整体性研究。这种“整体综合”的生态译学整体观,既有利于在整体的翻译生态系统中相关元素形成互利共进的关系,形成整体和谐的生态美,又必然会影响到翻译理论研究,即不同译论理念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借鉴、嫁接、适应、渗透、交锋、替代、演变,经过古今中外的比较与综合,最终走向“多元统一”和“整合一体”。
2.2.2东方生态智慧
这里的“东方”,主要指中国,以华夏生态智慧为核心。
之所以由中国翻译界学者首倡生态翻译学观念,其关键之一在于中国有着可资借鉴的丰富的古代生态智慧。“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是生命”(牟宗三,1997:43)。“生命的体悟”可以视为华夏文化思想的主流,这其中自然含有对“生”、“生存”或“生态”的体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生态智慧便成为生态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和思想依归。这些生态智慧以“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为特征,包含着丰富的哲理与思辨。这是一种中华智慧、生命智慧、生态智慧。
……

前言/序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明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过渡的时期。全球视野的生态思潮,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学术发展的方向。近年来,包括语言学、文学、文化学、文艺学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不断引入生态学的理念,而且也都开展了相应的“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然而,一方面,在具有很强“跨学科”特性的翻译学领域里,“生态维度”的系统研究却长期被忽略;另一方面,尽管国内外已有学者运用自然生态的术语或概念谈及过翻译研究,然而,从总体上看,有关研究明显不足:一是散而不专,二是“引”而未“发”,三是狭隘单一,四是未成体系。在这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之下,为了填补翻译学“生态维度”系统研究的空缺、并弥补前期研究的不足,笔者于十年前开始了生态翻译学的系统研究。
如果说,中国学者2001年在“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宣读的题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An In itial Exploration into an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的论文,标志着国际翻译界生态学途径的系统翻译研究的起步探索;那么,2006年中国学者在“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构建国际会议”上宣读的题为“生态翻译学诠释”(Understanding Eco-Translatology)的论文,则标志着国际翻译界生态学途径的系统翻译研究的进化与整合。如果说,2008年“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获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持,以及“生态翻译学解读”(Eco-Tran,slatology:A Primer)在《中国翻译》发表,标志着中国学界对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某种程度的接受与认可;那么,2010年“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适时成立和2011年《生态翻译学学刊》的创刊发行,以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序列召开,则又标志着肇始于中华大地的生态翻译学已经走出国门、正向更大范围扩散拓展。
在生态翻译学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笔者撰著和出版这本《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以飨读者。通过本书,我们试图能对生态翻译学的十余年研究作以回望、澄清和梳理,同时也期望它能够成为生态翻译学进一步发展的加油站和新起点。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笔者遵循了这样几条指导原则:一是专业原则,即恪守专业学理;二是本土原则,即根植中国文化;三是国际原则,即兼顾西方事理;四是生态原则,即谋求多元一体。
生态翻译学的发生与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在全球生态思潮的感召和促动之下,她萌发于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她诞生于中西交汇的中国香港;她拓展于华洋之都的中国澳门。时代、名校、机遇,更加之世界各地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可以说,没有这些时空环境与世事机缘,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也难以达到目前的程度。
十多年过去了,在构建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笔者历经了艰辛的思考和执着的探索。其间,笔者最为欣慰的是,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聚焦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的“三生”主题上,并以此为基线,贯通了“译学”、“译论”、“译本”的“三层次”研究;最为看重的是,全国逾百所高校的数百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及专题研究论文在国内外发表;而最具标志性的发展是,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适时成立、《生态翻译学学刊》的创刊发行,以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序列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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