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思想资料辑-图书推荐
目录
总序章开沅
编辑说明
抗战时期文选
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
关于武汉政局及湘鄂赣、鄂豫皖等地情形致中央信(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
关于最近工作情形致、信(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一九三七年十月)
致洛甫并中央诸同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
张沈等抗敌救国之主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
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
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我所认识的钱亦石先生(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回忆次谒见中山先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就国民参政会问题答记者问(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今年的“九一八”(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
目前抗战形势和《新华日报》(一九三八年十月八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的展望(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日)
五一节与我国工人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我国抗战二年来的民众运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
献给新四军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之涂罗等十烈士(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
“八一三”的教训(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一日)
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国民参政会届四次会议任务的谈话(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新华日报》创刊二周年纪念(一九四○年一月十一日)
关于大后方的近况(一九四?年一月二十日)
更好地领导政府工作(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
我国抗战四周年之民主政治(一九四一年七月四日)
联合起来扑灭法西斯(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
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
悼张栗原先生(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在陪都文化界座谈会上的谈话(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反侵略声中纪念钱亦石先生(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七七”抗战五周年(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宗派主义在对党外关系上的排外性(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驳“加强军事统一”(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所看见的一年的整风运动(一九四三年二月三日)
参政会开会情形(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民主同盟对我党的态度(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日)
与章伯钧等会谈参政会及党派问题(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关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报告(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
目前宪协重心应放在争取言论自由(一九四三年十月六日)
参加宪协情况报告(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
特务加紧两岩盯梢包围(一九四三年十月)
贺沈钧儒先生寿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出席和退席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经过(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明年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意见(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致中央谢寿电(一九四四年一月三日)
关于潘怡如逝世后的善后工作(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在第五次宪政座谈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四月三十日)
关于桂林的疏散情形致电(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
党在不断学习中进步(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龙云期望五方面磋商合作(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龙云要华岗来订军事攻守同盟(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在重庆民主集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关于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情况的报告(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大后方的一般概况(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
大后方各党派情况(一九四五年三月)
赴旧金山前夕在民盟欢送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
中国解放区实录(一九四五年五月)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
关于改组政府的主张(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
关于共同施政纲领的主张(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
请制止国民党政府破坏运往解放区的救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
关于不出席本届参政会的声明(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关于中原解放区粮食补给等问题致中央的请示电(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
痛悼为奔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遇难者(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
中国解放区应得到该得的联合国善后救济物资(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
关于解放区灾民救济问题的谈话(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
争民主的牺牲(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民主党派表示要依靠我党(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琼崖特委必须预备长期与黑暗斗争(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就时局问题答记者问(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邵力子对时局颇为忧愤(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
韩练成不愿内战到时可以争取举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
致宋庆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
对“联总”“行总”在华救济工作发表的声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对“联总”“行总”救济善后工作的郑重声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为黄河堵口致水利委员会及“行总”函(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
关于黄河居民迁移救济问题与“联总”协议要点(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
关于马歇尔离华声明的谈话(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
在“民盟”招待会上的发言(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
关于沪上民主运动形势及黄河堵口复堤救济故道居民事的报告(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救济品(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
致宣铁吾、吴国桢、俞叔平抗议信(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致宣铁吾抗议书(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致宣铁吾电(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撤离南京时的书面讲话(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
……
抗战时期诗选
抗战时期题词与挽词选
附录:抗战时期的其他文献
作者简介
俞荣根,当代有名学者,中国法学名家,儒家法思想家,笔名耘耕,西邘堂主人。男,汉族,1943年1月生,浙江省诸暨市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当代教育家匡亚明、杨景凡。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大制度与宪政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编推荐
本书是编者对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著作、诗词、题词、言论等文献进行整理汇编而成。为完整展现这一时期的思想,所选文献以在中央南方局工作期间为主体,上溯及抗日战争开始之时,即他任职于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和中央长江局的两个阶段,下延至与一起组建中央南京局并奉命很后撤离南京为止。文献共有334件,均来自公开发行的报刊和公开出版的著作,包括《选集》、《文集》(征求意见本)、《诗选》、《诗稿》、《诗稿手迹选》等著作,《年谱》、《抗战初期中央长江局》、《国民参政会纪实》等各种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著作、文集,以及《群众》周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
内容简介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档案文献、学术著作、普及读物组成,其中,档案文献占丛书总量的70%,以大陆和台湾地区保存的档案文献合集出版为特色。
本丛书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具有相当规模,代表现阶段思想政治、文学艺术、科学文化优选研究水平”、“具有很高史料价值,集学术之大成”的目标要求,由中外学者共同编纂而成,以期全面反映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面貌。
《与抗战大后方--思想资料辑录(上下)》为该丛书之一,由俞荣根主编。
精彩内容
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
伟大的国民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不仅创造了三民主义,创建了民国,而且定下了保证中国革命现阶段有效胜利的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在长江流域的胜利,正是中国国民党施行孙中山先生这些政策的结果。工农奋起的浪潮,威胁了软弱的妥协的动摇的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使惧怕群众抬头的中国资产阶级迅速地脱离革命,而投到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势力的怀抱里去。暗云笼罩着国民革命正向前开展的前途,中国国民党不联共而分共,不联俄而仇俄,不扶助农工而压抑农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大业,如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大旗,不得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担负之。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固非孙中山先生所前定,而中华苏维埃的基本政策实未超过扶助农工的范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国民党不接受联合抗日的提议,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放任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满洲傀儡的登场,冀东伪自治的扶植,冀察特殊政权的建立,特务机关的遍设,公开走私的横行,绥东蒙伪的窥伺,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每个中国人的眼前。日本帝国主义在利用汉奸亲日派拥护“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造成不断的内战,以便它自己不费一兵、不费一弹地吞灭四千万方里的中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但结束了国共两党十年来的对抗,也结束了民国成立二十五年来的军阀混战。中国国民党又开始恢复孙中山先生手定的革命政策。这具体地表现在国共重新合作。
国共重新合作,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很惹人注目的问题。国共是中国现代两大政党。十年前的合作,中国革命获得少见的胜利。国共分裂而后,帝国主义束缚中国愈紧,封建残余日渐嚣张,以至中国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独吞的威胁。只有重新合作,才是抗日救亡的前提,才能符合广大群众的希望,才能与世界和平阵线相接近。经过共产党年来的努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国共的重新合作正在展开之中。
听说国民党三中全会时,有人提议共产党员须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只信三民主义,才能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中国共产党中亦有个别党员以为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员要保持其纯洁,只能信共产主义,不能再信三民主义。在两党以外的人,更多揣测,以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乃资产阶级的主张,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纵令在抗日政策上与国民党合作,决不会相信三民主义。于是过去成为问题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至今日随着国共重新合作同样也成为问题。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将对国共合作没有信心,在抗日的艰难过程中要发生某些不应有的纠葛,甚至妨害神圣的民族革命事业。
我们须认识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不是简单的原来国共合作的接近再版,而有它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目前提到每个中国人面前很严重和很尖锐的问题,是怎样救亡,是如何抗日,是如何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到抗日救亡战线上来,使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获得很终的胜利。中国国民党中有许多和党员所劳心焦思的是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所奔走呼号、悉心尽力以求解决的也是这样的问题。这就是国共重新合作的基础。这与过去是不同的。至于合作的形式,过去系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个人可以加入国民党。将来或者不是这样而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如果真的是党外合作,那末,国民党某些先生的提议是不成其为条件的。因为党外合作,国民党党员信仰他们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员也信仰他们的共产主义,这没有什么问题。即使党内合作,国民党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才能信仰三民主义。正如同志在他和史沫特莱女士谈话中所指出的:孙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的确,创造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相信基督教,蒋介石信仰三民主义,同时也是一个基督教徒。国民党中还有些人除三民主义外,信仰与民权主义正相反的法西斯主义。国民党有什么理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只信仰三民主义而不能同时兼信共产主义呢?
个别的共产党员以为信仰三民主义就损害了信仰共产主义的纯洁,这种理由也不充分。过去共产党员有一部分加入过国民党,他们信仰了三民主义,同时也信仰共产主义。这里我们不妨把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孙中山先生说:“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这是孙中山先生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一种简明的素描。
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消灭社会内阶级的分立,换句话说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一切方法与形式。从此劳动便不替资产阶级创造利益,劳动将由维持生活的工具,一变而为人生的靠前种需要。一般人类经济的不平等,被奴役的阶级的艰苦贫穷等都将绝迹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及竞争消灭之后,则挟有破坏性的经济恐慌和破坏性更大的战争,便随之消灭。生产力的巨量浪费及社会发展的动摇既不存在,于是靠着生产力无无障碍迅速地提高,便可秩然有序地支配一切自然财富,而形成和谐的经济荣盛状况。物质生活的低下、分工中的等级性既消灭,于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没有了,很后男女中间的社会不平等,便也无踪无迹。农业系统的落后不复存在,因而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这时国家政权也将随之消灭,任何强制的形式都自然逐渐消灭下去,而一切人类所包含着的才艺之和谐的发展,就有了无限的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依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所描写的解放全人类的一幅较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图画。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很合理的社会。共产党员相信共产主义,是具有崇高理想而且有科学的根据。这种社会到来的经济基础,在全世界上日渐具备起来。但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国除苏联外都有很大一部分人阻碍社会的前进。这就需要各国共产党按照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各个不同的阶段进行推进各该社会经济的斗争,才能逐步接近到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的经济好像一个杂色荷包,从氏族社会的原始状态的经济以至于近代的机械生产,样样俱全,然占统治势力的还是小商品经济。这样的中国的经济状况,还离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经济条件很远。只有托洛茨基派才认为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妄想在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中国还受诸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残余到处还有很大的力量,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势力互相勾结,互相依赖,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特别是目前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整个中国,要想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的殖民地。目前要想把中国社会经济推向前进,首先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发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保证这一战争的胜利。这就需要民主制度的建立,这就需要尽可能的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只有这样干,我们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才能有力量从一切帝国主义者挟制下解放出来,中国才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才不至于殖民地化。我们共产党主张这样干,这与孙中山先生所遗留的三民主义在现阶段真正实施起来,没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可以而且应当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理论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要提出革命的三民主义呢?
因为三民主义虽是孙中山先生创造出来的,但中山先生的著作关于三民主义的部分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论点是保守的,是武断的。如民族主义中之以大汉族为中心同化其他的小民族,以宗族为民族的基本组织;民权主义中权与能的划分;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的病理学家,并说马克思主张的不是共产主义,蒲鲁东、巴枯宁等所主张的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等等。总而言之,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伟大而欠精深的一部著作。本文的目的,不是探讨中山先生所著三民主义的全面,所以关于我们不能同意的一部分,不在这里详谈,这里只略为提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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