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政治史·宋元明卷-图书推荐
内容简介
萨孟武所著《中国社会政治史》全书共四卷，本书为第三卷。全书纵论中国各朝之兴亡得失，除考据政治制度外，更引用社会、经济、思想等各层面的相关资料，以评析这些层面的变动如何与政治制度相互影响，甚至成为朝代更迭的因素。
决定历史演进的条件，往往是交互影响的，其中明显的莫过于政治与社会两方面。书中除了详述宫中、府中权力的转移、倾轧外，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介绍币制、税赋、力役等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及其如何冲击历史的演进。另外，其不同于其他社会史或政治史之处就在于，揭示了社会科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其着力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剖析了各类社会情况，如民风、士气、经济、国防、户口之多寡、土地之分配及生产力、各种阶层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对于政治现象有何影响。*便利学者的是，书中于每个朝代必以表格方式详述其中央、地方官制与文官制度，且剖析该制度之优劣。
本书起草于1935年，完成于1965年，实际写作共花费22年。为成此书，萨先生遍览群书，正史以外，通鉴、奏议、书信等各种史料，多有参考。亦不惜斥资购入数套二十五史以备查核、编辑之用，其准备工作不可不谓详尽，故自成书以来，已成为研习中国历朝政治的重要参考书籍。在三民书局也是一版再版，从1975年至今已出6版。
作者简介
萨孟武（1897~1984），名本炎，孟武为其字，福建福州人，著名政治学家。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士，回国后历任上海各大学教授。1927年，任总政治部宣传处编辑科科长，192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官兼编辑部主任，1930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普通行政系教授，越一年兼任系主任，另兼陆军大学教官、中央学校教授。抗战军兴，随政校上庐山、抵芷江、入重庆。国民参政会成立，遴选为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山大学、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兼院长。政校复校，兼任政治系研究所教授，并曾任立法委员。著有《政治学》《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水浒传>与中国古代社会》《孟武自选文集》等著作。
萨孟武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制度、理论的研究，能不落俗套，深入浅出，贯通中西，对中国政治学的形成影响很大。几本随笔式的小书，以小说解说学术观念，独具特色，也颇得读者欢迎。 萨氏对于中华民国宪法有着精辟的见解，批抨早年时期的国民大会代表之言笔，被部分前司法院大法官曾用来解释宪法。萨孟武被认为是近代著名的中华民国宪法书籍著作人，亦是少数被学院派的学者认同是分析解辟中华民国宪法的专家。
目录
目 次
简体版序
增订新版自序
序
第一章 宋
第一节 宋的统一政策
第二节 军备废弛与外寇之患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及朋党之争
第四节 宋的南渡
第五节 苟安心理与腐化政治
第六节 民穷财匮与宋之灭亡
第七节 宋的政治制度
附录 宋建元表
第二章 元
第一节 蒙古的勃兴与世界帝国的建立
第二节 蒙古帝国的瓦解及对华政策之错误
第三节 汉人叛变及元室北归
第四节 元的政治制度
附录 元建元表
第三章 明
第一节 明之统一工作
第二节 分封宗藩之祸
第三节 边疆开发、海外探险及中叶以后的外患
第四节 君主专制、政治腐化及言路习气之败坏
第五节 宦官之祸与朋党之争
第六节 经济崩溃、流寇蜂起与明之灭亡
第七节 明的政治制度
附录 明建元表
前言/序言
增订新版自序
本书起草于抗战前二年，即1935年。第四册完成于1965年，合计共三十年。中间有八年，将时间花在政治学的著作及修改，实际本书之写作共花二十二年。
*初一、二两册，即由先秦至南北朝，抗战时，曾摘要编为讲义，发给“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学生。由1944年至1946年又着手写作唐代。
抗战胜利，我赴中山大学，主持法学院院务。在两年（1946年至1948年）之间，一方编述五代部分，同时着手搜集宋代资料；1948年我来台湾，主持法学院院务，开始写作宋代部分。宋史写成之后，陆续搜集资料，着手写元明二代。明代写完之后，我不敢遽尔出版，又将第一册及第二册加以修改又修改。友人林纪东先生谆谆劝我付印，意谓万一失掉，未免可惜。于是就于1962年之冬，先出版第一册及第二册。
第一册除1944年在重庆出版不计外，1962年11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9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二册于1962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70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三册于1963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8年三版（因多印，故未四版），第四册于1965年11月初版，1968年再版，1971年三版。1974年物价忽然大涨，因之各册虽将售罄，均停止付印。
本人著作之所谓“版”与国内各书之“版”不同，必有修改。其不修改者只称为“刷”。例如拙著《政治学》，名为四版，其实，初版四刷，再版二刷，三版一刷，四版十五刷，共计二十二刷。未曾修正改版，而称之为再版、三版……这是各国所没有的。
我在小学时，除算术、国文外，对于中国历史极感兴趣。后来阅读《资治通鉴》，总觉得其对于社会情况，如民风、士气、经济、国防、户口之多寡、土地之分配及生产力、各种阶层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写得太少，而且未曾说明这许多要素对于政治现象有何影响。研究历史必须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单单记忆事实，尤其用尽脑力，去暗记小事实，不但记得之后，旋即忘记，而且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是我写本书的动机。
我写作本书当然是先搜集资料，而要搜集资料，必须脑中已有一种观念，依此观念，做成每朝历史的目录，而后依此目录，去搜集所需要之资料。否则一部《二十五史》看了又看，也必毫无结果。
搜集资料先由正史开始，这一段工作是很繁重的。例如《后汉书》，我前后看了三遍，一字一字地看下去。第一次觉得毫无资料，第二次略有所得，第三次才有收获。南北朝历史分量极多。《宋书》不错，《魏书》固然芜冗，而资料还不少。《南北史》只能作补充之用，至于《北齐书》《南齐书》等等只是族谱及升官图。没有什么好的资料，而又不能不看。正史看完，再看会要（《西汉会要》根本不必看）或会典，*后才看文集及笔记。文集固然分量甚多，但其中大部分是诗赋记铭。例如王安石乃是宋代政治上的重要人物，若把他的文集翻一下，即可知道，值得吾人参考之用的奏议及书信并不甚多。所以文集容易看，也看得很快。笔记固然有很好的文章，然每种笔记之中，合于本书需要的也很有限。至如《愧郯录》《梦溪笔谈》之类，不过五六篇可供参考。又如读者所熟知的《日知录》共有三十二卷之多，其中除八、九两卷之外，其他各卷或二三篇可用，或五六篇可用，或全卷都不可用。这不是说其余各篇没有价值，而是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没有用处。
以上所述只就初版言之。学问本来没有止境，读书愈多，资料亦愈多，因之再版、三版、四版付印之时，无不增加字数。字数增加，又须改排。但全书改排，不是个人财力所能负担。故凡某一页字数增加在二百字以下者，只改排该页，而增加其行数。字数增加太多者，则在该页上，加一、二、三等。例如第一册二十七页，共增加八页，遂于二十七页处改为“二七一”“二七二”……“二七八”；三十四页亦增加九页，故改为“三四一”……“三四九”。倘若三版或四版时，又增加字数，如在“三四一”及“三四二”两页，则由十八行改为二十一行。
写作历史，不消说举证极其重要。但既有“全称”之例，就不必再引特称之例。万不得已而须引用特称之例，亦不可引得太多。太多，读者必感头痛，而认为资料的堆集，反将显明之事变为暧昧。现今学者喜欢引用“实录”，实录太过芜杂，它只能补充正史之不足，正史已经有了，何必引用实录。何况自史官失去独立地位之后，实录未必据实而书，其受当时政治势力之影响者未必比正史为小。名为实录，事实上所录者老早就非“实”了。
我有一种野心，意欲改写会要，改编会典，不但各种事实，即当时名臣学者之言，亦宜编入。这种工作当然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做到。
本人著书，喜欢修改，修改到主观上认为满意之时，才肯罢休。修改或依自己或依读者之提议。例如读者来函，多谓第二册与其他三册比较之后，分量稍轻，余亦深有此感。故自1971年始，又开始修改全书，尤其增加第二册之分量，务使四册分量大略相等。兹应告知读者的，本书新版由第一册至第四册无不修改，其修改页数每册均在一百余页以上，各册增加资料不少，页数自亦随之增加。
本人接到读者来函不少，他们提出两种希望：一希望改用较大之字排印，纵令“售价提高，读者不会计较”；二希望“继续完成清代部分的写作”。关于第一希望，非本人财力所能负担，幸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于1975年之春提议愿意承印是书，故自本年始，改由三民书局从新排印。第二希望大约可以实现，因为本书既由三民书局承印，则本人不拟再作修改，而当致力于第五册之写作，预定五年内出版。
本书第一册初版之序，已经提到，当物价低廉之时，著者为节省时间起见，卡片之做成，不用抄写，而用剪贴。1946年复员时，著者全家坐飞机回到东南，除本书原稿及随身衣服之外，一切均委托“中央政校”运送。而政校竟将余之行李放在木船之内，行至三峡，不知因何原因，全部沉入江底，财产损失，固不足惜，所可惜者十数年搜集之资料卡片全部毁没。
来到台湾之后，不得不购买艺文社出版之《二十五史》两部及各种文集各三部（两部剪贴，一部保留）
再行阅读一遍。我虽然没有一目十行的本领，而却能一字一字地快读下去。有人问我，《二十五史》之中，哪一史写得*好。依我管见，《汉书》*好。《汉书》列传不是依官之大小，而是依事之有无，而事又与国家治乱、典章制度、士风民气有关。李广不得封侯而有传，其从弟李蔡做过丞相而无传。刘屈氂不过平凡之人，《汉书》所以有传者，盖欲借他说明三事。一是汉制，宗室不得典三河，而屈氂乃为丞相。二是汉时郡守多先为三辅，次九卿，次御史大夫，*后才为丞相，而屈氂竟然由涿郡太守一跃而为左丞相（这又暗示武帝要恢复左右丞相之制）。三是戾太子反时，屈氂不敢发兵，武帝曰，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这又可以证明丞相对于紧急事变，有急速处分之责任。司马相如、扬雄两传之赋与历史虽无关系，而后人观此亦可知道当时赋之体裁。唐时举官试“判”，新旧《唐书》未载“判”之文体。明代举士用“八股”，《明史》亦不举八股之例。这种重要的文章体裁应该举出一篇，留给读史者参考。当然，《汉书》也有缺点，以桑弘羊那样重要的财政家，竟不立传，唯于《食货志》中，稍稍提到。如果没有《盐铁论》一书，吾人将无从知道桑弘羊的思想。从来学者多谓《晋书》好采诡谬碎事，其实这种诡谬碎事往往可以说明当时社会风气，而知晋祚之不长。列传与墓志铭不同，墓志铭可写个人的私事，列传所写的，必须该事与整个社会有关，或该事可以说明社会的结构、政治的状况、经济的情形，以及士风民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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