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图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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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 ：历史研究人员及爱好者
本书聚焦广州，从一系列具体个案的史事考证出发，细致考证史料，梳理唐宋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亚洲、欧洲经由海上的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史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及其执行，以及这种交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对双方的影响。
作者功底扎实，善于以小见大、从常见史料中发现他人所不见的线索，得出他人不能得出的结论。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广州，从一系列具体个案的史事考证出发，小题大做，细致考证史料，梳理唐宋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亚洲（主要是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主要是西欧、北欧、俄罗斯）经由海上的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史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及其执行，以及这种交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对双方的影响。
作者简介
蔡鸿生，1933年生于广东省汕头市。自1957年中山大学毕业以来，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学术研究60年，被中山大学授予杰出贡献奖。蔡先生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粟特文化史与突厥史、早期中外关系史、外来宗教文化史。
目录
序篇 海事发凡
“舶”字述略
“鬼市”考辨
古代海舶的生活形态
上篇 市舶时代
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
广府波斯舶旧闻释证
唐宋佛书中的昆仑奴
岭南昆仑奴遗事
宋代的广舶海商及其伦理
宋代广州的蕃坊人家
宋代广州蕃长辛押陁罗事迹
宋代广州的市舶宴
“舶牙”源流
下篇 洋舶时代
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
清代广州的荷兰馆
王文诰荷兰国贡使纪事诗释证
清代瑞典纪事及广州瑞行商务
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
广州行商颜氏磊园的盛衰
广州口岸与腹地商帮
广州海幢寺与清代“夷务”
广州外销画图考例释
广州风水观念“会城状如大舶”剖析
附录 书目举要
后记
精彩书摘
《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
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买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至三十余万两之多。
分布于闽赣江浙徽的腹地商帮，常年风尘仆仆，贩货广州，远销西洋，形成一股巨大的“走广”和“漂广东”的经济潮流。所谓“走”和“漂”，是水陆联运的形象说法，概括了以“大庾岭道”为主干的商路全程的地理特征。徽帮的路线图大体如此：祁门—饶州—南昌—赣江十八滩—南安—大庾岭—南雄—北江南下—清远—广州，这条水陆联运的商路，为广州提供充足的货源……，使口岸经济具有持久不衰的活力。
“走广”的腹地商帮，有流动的，也有流寓的。后者便成为常驻的外来坐贾，不必通过牙行而直接与番夷市易。早在隆庆年间（1567—1572），霍与瑕在《上潘大巡广州事宜疏》（《皇明经济文编》卷三六八）中已经披露：
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渔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丝、棉、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趁月，习以为常。
至于清代“漂广东”的腹地商帮，又如何变本加厉、后来居上呢？晚明出现的“濠畔街外省富商”之类的人物，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建立公行之后，即演变成所谓“内地行栈商人”。他们为避免支付昂贵的中介费，暗中与夷商交易，成为人行众商的非法竞争对手。这是“漂广东”孕育出来独特经营方式。乾隆三十六年（1771），“公行”被裁撤后，行商各办欧西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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