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稻米：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田野·社会丛书-图书推荐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高校社会史学专业师生、民俗研究者、山西地方研究者
1、本书以微观史学视角再现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以此进一步探究多维视野中农村历史的时代性与地方性，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借鉴意义。
2、本书从“技术”与农村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历程进行了总结，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讲，对“技术”的深刻理解不失为探讨区域社会变迁的良好路径。
内容简介
“千家溉禾苗，满目江乡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描绘晋祠稻田生产的诗句。晋祠稻米种植历史悠久，品质优良被称作“北米之*”。本书主要是研究集体化时期晋祠稻米耕作技术与社会变迁问题。为将这一问题论述得更加明细准确，作者用长时段的历史视角，研究了晋祠水稻的种植历史、传统稻田耕作技术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村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着力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晋祠水稻生产实现了由传统"依水而作"到"技术种田"方式的转变。在新农业技术实施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也被纳入到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围绕传统技术改造、新农业技术推广，晋祠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乃至农民的生活、行为、思想都发产了重大变化。
作者简介
苏泽龙 ，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持、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山西省软科学等多项学术研究项目。先后在《中国地方志》、《社会科学战线》、《当代中国史研究》、《河北学刊》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有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并有专著《沁河老宅院》、参编《回望集体化》等多部学术著作，其中关于山西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曾获得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奖项。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沧海桑田与晋稻发展
一、历史时期山西的“水环境”
二、因水资利与禾稻之美
第二章 水到渠成：晋水与灌溉体系
一、“悬瓮之山，晋水出焉”
二、“四河分水以周灌溉”
第三章 晋水源流稻花香
一、晋水流域的农业生态
二、传统水稻耕作
三、晋祠稻米品质
第四章 传统稻作下的社会与文化
一、传统稻作与乡村组织
二、晋水与社会阶层
三、晋水与民间信仰文化
第五章 制度、技术与晋祠稻作发展
一、晋水灌溉新制度构建
二、“组织与技术相结合”：乡村集体化制度的确立
三、肥料、农具、种植方法与精耕稻作
四、稻作改良与其他农作物种植技术发展
第六章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一、晋水资源变化与水稻生产机械化条件
二、典型示范：农业机械化的乡村实践
三、水稻生产机械化与农业生产技术变革
第七章 稻作技术与国家乡村政治
一、稻作技术发展与社会阶层变动
二、稻作技术与乡村权力
三、技术变革与社会控制
四、“科学种田”与“农业机械化”的政治功用
第八章 稻米丰产与乡村经济重构
一、新技术应用与水稻产量
二、“农、林、畜、副”经济结构新变化
三、技术要素与农民收益
第九章 稻作社会三十年变迁
一、“新黄历”与农民社会生活
二、“一大二公”的社会空间
三、技术变革对妇女、婚姻的影响
余论 在中国改造传统农业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晋祠稻米：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田野·社会丛书》：
晋水《河册》既是渠域用水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管理与维护。如《晋祠总河河册》‘规定：“南河自郭家磨后（磨之北也）分为上下二渠，十三日一轮，周而复始。自惊蛰日起上渠分水四程，索村使水两程。下渠分水九程、王郭村使水五程半，张村使水三程半。下渠水从总河渠长所管之地界经过，因此先灌。是以有例无程，既不出夫，亦不纳粮。同引河水灌田，靛地时时用水，稻田长流细水，惟白地用水开一口，以闭众口，自奉圣寺前口南至遨河子，皆晋祠镇所管之田，总河地挨南则人王郭村界矣，再南则为张村。每年挑河在官公桥（即翠波桥）用木板闸首堰，不动斗口。南在祠垣外掩二堰挑浚，七日放水。七日之中昼则决水挑河，哺时放二堰水以灌稻田，名日游程。”②
《河册》是渠长水甲处理晋水日常水利事务的主要依据，但其作用的发挥则依赖于渠长的个人品质。“地多者充渠长；次者充水甲”的规定，使晋水水权长期被有权有势的渠长、水甲所把持。渠甲恃强凌弱、“贿以金钱酒食者予灌，否辄率众凶殴，人莫敢争”③等卖水渔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加之传统灌渠渠系紊乱，土渠渗水严重，使泉水利用率低，甚至给下游造成水患。孙家沟是北河水流必经之地，“其处西昂东低，水至而为渊，深阔皆四五丈。西岸为土岩，东则沙土为堤，延袤数十丈，高可五六丈，自东视之，俨若悬壁。堤厚根可三四丈，梢河j三四尺，宽处不过一庹，最易溃决。”凡是北河村庄，莫不受其害。为此，每年夏秋两季“北河之人昼夜看守不敢少离堤旁，修建茅庵，守堤数人终岁在内，严加提防。其经费皆出于农。若在夏秋天或霖雨，南北大寺、东庄等村恐有水患，遂起夫百十余名至堤看守，光绪二十三年，如是者一月”④。
1949年4月，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晋水流域也随之废除了当地世袭的渠长、水甲把头制，由当地政府推荐灌区范围内精明强干的村干部18名，成立晋祠水利管理小组。以18村代表轮流监督的制度替代旧时的“竖放水巡牌制”，彻底改变“村本位主义、个人自私以邻为壑、嫁祸于人、大村欺压小村、上村卡制下村的把持作风”①，建立合理用水、水尽其用的民主管理制度。晋祠水利管理小组成立后，一方面通过疏浚水渠、整修渠道等措施逐步修复损坏的水利设施，恢复其灌溉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开挖新渠，安装新水车，提高晋水的灌溉能力，如在古城营建三道支渠，推广新式水车49架②。在对晋祠泉水的分配使用上，水利管理小组基本上是照旧例执行，沿用按村死程期轮灌制，每个程期12天左右，周而复始进行灌溉。在土地用水方面，仍沿用村村拦河打堰、逼水行浇的取水方式。由于土地畦块分散，田面不平整，缺畦少堰以及大水漫灌，亩次灌溉用水量高达112rr13③，这样既浪费水量，又加重了土地盐碱化。加之受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各村庄中仍坚守“水从村前过，不浇意不过”的旧传统，不按照作物需水量进行灌溉，不遵守用水秩序、不按时接放水、浇多报少、偷水抢水等现象时有发生，农业产量没有保证，而村与村之间也互相猜疑提防，难以团结用水，限制了灌溉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水利工作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工作方针，其宏观层面展开的任务是：防治水害，兴修水利。重点是防洪排涝，整治河道，恢复灌区。1950年3月，政务院在颁布的《一九五零年水利春修工程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所有地区的领导机关，必须把水利建设视为中心工作之一。”④具体在微观的乡村层面，乡村水利问题不仅是一个关系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方面，而且是影响到整个农村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作为地方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晋水流域“四河”灌溉管理制度的重新构建，对于稳定当地社会秩序和地方工农业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
前言/序言
绪 论
本书主要是研究集体化时期晋水流域的稻作生态与社会变迁的问题。为将这一问题论述得更加明细准确，研究者引入长时段的视角，将稻作视阈下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与大历史的演绎进程也进行了阐述。 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先论述当今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小地方与大历史”的关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史学历来是以王朝更替、典章制度、社会精英为主要描述对象的，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使普通民众以及小地方的历史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范围内，20 世纪90 年代，“以深化以上内容为己任”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条重要学术路径。由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区域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因此，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但可以认识区域社会自身发展的脉络，而且通过对地方社会中的微观要素的研究，为大历史增添了一条新的研究脉络。
一、小地方与大历史
（ 一）“新发现”的历史脉络
传统史学研究多是宏大叙事式的，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基本上都是以史料为依据，关注国家上层的历史，即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与国家政权活动关联密切的历史。以政治制度、重大事件、显要人物等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史学， 完全放弃了对普通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层面历史的探讨。然而历史是一个书写着多重内容的文本， 在历史长河的演绎过程中，政治活动以外的社会要素也往往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在不同的历史书写文本中人们会发现不同的历史场景。
19 世纪末期，以革新传统史学研究范式、拓展研究领域为学术追求的新史学运动在西方兴起，新史学对传统史学只关注帝王将相英雄史和王朝更迭的政治史研究表示强烈不满，以鲁滨孙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提倡扩大研究范畴，关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关注“整个社会的沧桑史”。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质疑传统史学只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年代次序组织史料、描述历史的方法，强调对历史的分析和理论总结，主张突破传统史学画地为牢、自筑藩篱的陋习，借鉴政治经济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
西方史学从叙事式向分析式研究方法的转变，实际上是对历史研究脉络的新“发现”，这一“发现”为历史发展脉络的构建提供了多层次的路径，因此，这种变化被描述为一场“史学革命”。在这场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革命”中，法国年鉴学派所起的先驱和倡导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年鉴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针对传统史学的弊端，提出将史学从狭隘的政治史的局限中解脱出来，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历史，不仅要研究个别事件，也要研究重复事件；不仅要研究事件历史，也要研究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活动等非事件历史。在对史学研究脉络扩展的诉求中，年鉴学派颠覆了以民族—国家建构为核心的传统史学研究范式，宣扬和倡导了经济与社会历史的研究范式，倡导“总体史观”，力主全面、整体地研究历史。“按照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的话来说，新的历史学是‘全部整体构成的历史’”，即研究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构成的人类活动的总体史，是“所有人的历史，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是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的历史，而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史”。
年鉴学派提出的总体史目标，极大地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使史学研究从绝对的单线索脉络转向相对的多线索脉络。研究者在多线索的历史脉络中，发现历史的决定因素不是那些当政者的执政方针和施政利益，而是长时段的、结构性的或最稳定的东西，如地理环境、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信仰、风俗、心态等。“年鉴学派强调人类社会是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主张在总体史观的关照下深入研究某些特定地区的总体史，认为地区史作为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和样板，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群体的历史，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总体的历史面貌。”
区域性研究的取向使历史研究资料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关注的主题更加广泛，从而推动了史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20 世纪70 年代，区域历史研究的深化，更加注重宏观审视之下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特别强调地域性的细部研究。
“不再把历史看作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作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著作《蒙塔尤》，蒙塔尤是13 世纪晚期至14 世纪初期法国西南部的一个村庄。勒华拉杜里以宗教裁判所的口供资料，描述了该地区放牧经济、家庭结构、妇女地位，以及当地的时间、空间、宗教等观念c， 其所描述的历史中，没有政治、没有王权，更没有宏大的历史事件，有的只是30年间该村子中人们的生活。以“大海中的一滴水”展现了中世纪村庄的面貌。 勒华拉杜里在书中写道：
“蒙塔尤是一滩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资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尽管蒙塔尤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案例，但是它在同时期的上阿列日地区具有普遍性。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它是以局部代替整体，我们通过蒙塔尤这个村落了解到了整个法兰西的权力分配结构，即王权和教权的双重统治、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当时的风俗人情，更重要的是整个农民阶层的社会生活，这正是通过部分了解整体。因此，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史著作“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 的作品。
年鉴学派对历史脉络“总体且细致”的构建影响了20 世纪有关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在新的研究视阈下，美国一些史学家为了深入而具体地重新考察中国历史，缩小了研究单位，开始从事区域史的“个案”研究。这一时期，美国汉学区域研究具有影响的人物是施坚雅。施氏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通过对晚清一系列城市的研究，在探索中国各区域乃至中国社会结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建立于中心地理论之上的经济等级结构模式，打破了中国区与区之间的行政“界线”。他认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国家的行政等级区划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描述空间的唯一框架”。因此，他根据中国实际对经典的六边形中心地等级结构图学说进行了修正，并将中心地模式与他自己的区域体系模式结合起来，于是建构了各个区域的经济等级结构。这些研究试图以市镇为焦点，对区域社会的经济、文化网络之形成、分布规律做出一定概括，使我们看到基层社会如何通过经济、文化活动自发地构成某种网络状的社会形状，从而在较大范围内维系共同生活，从而透视中国结构的特征性，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历史之差异性、多样性、复杂性的认知。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在施坚雅的宏观区域学说及其区域分析方法论的影响下，美国汉学界改变了对传统中国史研究中“冲击—反应”模式的认识，许多研究者都开始注重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从中国社会内部来考察近代中国史，这一研究取向被柯文（Paul A. Cohen）称之为“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观”强调“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认为只有进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才可能总结出它的规律，发现它的问题。“中国中心观”就是力求从中国内部区域寻找历史的因素，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国外汉学界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如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萧公权的《19世纪之中国乡村》，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的华北农村改革》，艾尔曼的《晚清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理论模式：黄宗智的“过密化”（或内卷化）理论，施坚雅的“区域系统分析”理论，萧公权的“士绅社会”理论，杜赞奇的“权利的文化网络”理论，艾尔曼的“文化资本”方法等。这些被学界称之为“中层理论”的理论，建构起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区域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