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 套装全三册）-图书推荐
内容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 套装全三册）》凡三册九章，以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起伏演变为主线，论及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洋务思潮与史学、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思潮、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科学实证思潮、现代新人文主义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思潮的初盛与社会史论战、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作者详考近现代史学思潮之流变，述论其对史学发展之影响；揭橥史学研究诸要素的兴衰递变，铺述史家流派相关活动及成果。
作者简介
胡逢祥，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吴泽先生攻读史学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毕业留校，于中国史学研究所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学术文化史、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与张文建合著）、《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等，发表专业论文近百篇。
目录
上册
绪论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
第一节 晚清社会变局与经世学的复兴
第二节 西北史地学的兴起
第三节 “开眼看世界”的外国史地探讨
第四节 蔚为风气的当代史著述
第二章 洋务思潮与史学
第一节 洋务思潮的性质及其文化意义
第二节 “中兴史”和外交史的编纂
第三节 探求“富国强兵”的科技史和军事史著
第四节 走向世界的外国史地考察
第五节 光绪朝的元史学
第六节 来华传教士的史书编译及其影响
第三章 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第一节 新史学思潮与近代史学的开启
第二节 西方近代史学的输入及其影响
第三节 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
第四节 政潮起伏中的外国史研究
第五节 新式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的编著
第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思潮
第一节 国粹史学的形成
第二节 国粹派的治史方法与学术成就
第三节 国粹派的“民族文化论”及其局限
第四节 国粹史学的巨擘章太炎和刘师培
中册
第五章 现代科学实证思潮
第一节 从“科学”到“历史科学
第二节 科学方法热与西方现代史学的输入
第三节 科学化进程中的史学制度建设
第四节 科学实证史学流派之一：科学方法派
第五节 科学实证史学流派之二：古史辨派
第六节 科学实证史学流派之三：新考证派
第六章 新人文主义思潮与现代中国史学
第一节 新人文主义的输入及其影响
第二节 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史学建构路向
第三节 新人文主义的史学实践
第七章 唯物史观思潮的初盛与社会史论战
第一节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史学意义
第二节 社会史论战及其影响
第三节 唯物史观史学潮流的初盛
第四节 《食货》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下册
第八章 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
第一节 从传统”夷夏“观到现代民族主义
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与史潮
第三节 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之一：
禹贡派
第四节 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之二：
战国策派
第五节 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之三：
民族本位文化派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
第一节 走向成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第三节 古史研究及其分期讨论的新进展
第四节 近代史研究的成就
精彩书摘
《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 套装全三册）》：
春秋盟会，史不绝书。洋务派借鉴古史中的传统外交智术，加上当代的诠释和定义，发展为和外国“联合结盟”的外交思想。如《使西日记》记载曾纪泽和日本驻英公使吴雅娜会晤，提出联日的外交策略。曾纪泽认为，欧洲诸国所以能强盛者，同心一志以御外侮，得古人合纵之义。同样，中华与日本皆在亚洲，辅车依倚，唇齿毗连，理应联盟。中国财力足以沾润于东邻；日本兵力足以屏蔽于东海。“中华之富庶，日本之自强，皆欧洲之所敬畏也。”“邦交既固，外患可泯，盖不独通商之利而已。”①何如璋在《使东述略》中也赞同联日方针。他认为欧西大势有如战国，“环视五大部洲，唯中土壤地相接，唇齿相依，果能化畛域，联辅车，则南台、澎，北肥、萨首尾相应，呼吸可通”②。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分析国际形势后，也主张择交一二邦国联盟。他指出，大抵西洋今日各以富强相竞，内施诈力，外假公法，与其维持，颇有春秋战国遗风，其中英实为雄长，俄罗斯虎视北方，法与德未忘旧耻，数国皆未暇注意东方，“中国诚能于此时廓开大计，与众合从，东联日本，西备俄罗斯，而于英、法等大邦择交一二，结为亲与之国”③，是为上策。
王之春在《国朝柔远记》“联与国”篇中，进一步提出了“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他援古证今道：“秦之所以兼并者，远交而近攻；蜀之所以抗魏者，联吴而释怨。多助者强，寡助者弱。”他列举事实，分析俄人狡诈强悍，“久视我为弱肉，而不能为我用者也”，日人则“短小精悍，性情坚僻”，近年来“有得步进步之势，此亦不能为我用者也”。美国志在通商，曾遏制日本侵占琉球，“亦为我所用”。但日受俄牵制，俄恐德蹑其后，法人因畏德，不敢结俄。因此，中国欲驭日本而制俄人，首宜交德，次宜交美，对法国也“不得不与之羁縻”。王之春和其他洋务派官员或是想利用列强间存在的矛盾，或是企图借助外国的力量，但他们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中外力量对比的悬殊和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一致性。倒是另一洋务派人士朱克敬看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外交伎俩说成是“袭仪、秦之故智”，“或怒楚绝齐，或倚秦临赵，翕张捭阖，中立以图自全，其用心苦矣”，然不知“今则彼有必战之形，我有必不敢战之实，情见势绌……况泰西各国虽有异同，而通商内地则利害相共，岂肯昵我而自离其交，此凿空之终归无济也”。①因此，以“战国策”、“春秋盟会”等传统外交观念，来对付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其结果必然是制夷不成反被夷制。
这些外交史著作还记载了许多近代的外交事件和外交活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特别提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和约以后，中外均以诚信相孚。李鸿章等甚至选募洋将协同助剿，并嘉奖镇压太平军的华尔“常胜军”，“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②。
以蒲安臣为首的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到达英国时，正值国内扬州发生英国传教士受伤害事件，英国借此派兵船前往江宁。志刚《初使泰西记》披露了使团和英国外部谈判的始末。谈判最后议定，英国只能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不能擅调兵船向地方官争执。这表明，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在外国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西方列强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洋务派集团在国内的主政权威。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记载，天津教案发生后，清廷被迫派出专使崇厚携带同治皇帝的国书，去法国“通好谢罪”。刚刚上任的法国总统梯也尔非常傲慢地接见了中国使节，他在答词中辱骂中国人民“愚昧”，蛮横要求中国皇帝必须谕告地方官“优待”传教士。崇厚只得代表中国皇帝，向法国政府再三表示“可惜之意”，也就是赔礼道歉，才算了结了这一教案，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极不光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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