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汪兆骞)-图书推荐

  编辑推荐

  ★文人传记巨制“民国清流”系列作者汪兆骞重磅新作,一部代版的“民国清流”。

  ★重现80年代的光芒与梦想,追述大时代下人性与文学的无限可能。

  ★聂绀弩、王蒙 、蒋子龙、陈忠实、冯骥才、路遥、梁晓声、张抗抗 莫言、铁凝、王朔、阿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的代中国文人群像刻画,展示今中国社会的文学和文化气象。

  ★汪兆骞先生与这些文学大家、文化大家打了一辈子交道,熟悉其作品,又熟稔其人。本书中他通过与这些文化大家的相识、相知的亲身经历,对他们的人生与创作进行有血有肉、细节丰富的讲述,展示了他们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时的文心与人格。汪兆骞的私人话语,为文化史提供了一些证词。

  ——聂绀弩是我的同事,也算师长。在寂寞的书房里感受窗外温暖的阳光时,我一想起他,就有一种独远的悲凉与沉重。

  ——大冯(冯骥才)每天挤在由办公室改成的像大车店般的房间里写与睡,吃着食堂便宜的五分钱一份的炒菠菜,偶尔到社门口小面馆吃一顿三角五分钱的肉丝面,已如富翁般满足。

  ——梁晓声做人,有真性情,有以真人格支撑的胆与识,有侠肝义胆,留下许多警醒世人的东西,犹如暮鼓晨钟。

  ——我家住遂安伯胡同,与严文井住的东总布胡同非常近。1959年,我读高三时,军旅作家王愿坚带领我拜访了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从此成了严老家的常客。

  ——陈忠实自己说,是的,“我要全面地反映这个文化。这个文化,有它腐朽的一面,还有很伟大的一面,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不能延续下来”。

  ——王蒙题赠我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有这样的话,值得玩味: “……是的,人生哲学,这是天机,这是石破天惊的感悟,这是‘绝密’,这是头破血流的代价换来的一点明白。岂可得道哉!岂可用言语述之!”

  ——阿来血液里流淌着藏族康巴汉子的热血豪情,这腔热血和豪情,一直支撑着他在文学之路踽踽独行,并成了他小说的筋骨。他说,书与酒是他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书给他智慧,酒给他灵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豪情。

  ——作为人学的文学,检验其高下的标准,就在其对人性探究的层度。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蛙》,莫言几乎所有作品都在冷静甚至冷酷地思考有关人性、兽性与奴性的关系,并挖掘其根源。

  ——王朔看似冷漠的、旁观的、超然的、恶谑的。但你注意到他的小说对生活中痛苦观察那么细致,对痛苦又格外敏感,以佯狂与佯谬的面貌示人,其实并非如他的人物所说:“我不悲哀,乐着哪!”

  ——因王朔,我结识了姜文。冬季的一天夜晚,北京城已沉睡,我家四合院的大门被人敲响。我拉开门闩,见到比我高出小半头的姜文,微笑着,搓着手,站在我面前,有些惊愕。姜文笑曰,是王朔让我来拜访你的。

  内容简介

  时代从迷茫中回归人性,中国迎来了百花齐放的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认识自我、解放个性的年代,那是一个思想自由、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朗朗星空,星斗灿烂。在这一时代背景中的中国文人辛苦耕耘,反思过去,思考下,展望未来,其作品折射出复兴中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的种种面容,构成了一组宏大的叙事,对中国社会影响既深刻又深远,共同促成了代中国独特的文化气象。

  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汪兆骞先生,在本书中通过记述与聂绀弩、王蒙、蒋子龙、陈忠实、冯骥才、路遥、梁晓声、张抗抗 莫言、铁凝、王朔、阿来等二十二位文学大家相识、相知的过程,以及他们的代表作诞生的故事,呈现了他们在给中国代文学贡献浓墨重彩的厚重画卷其间创作悲欢的点点滴滴,展示了他们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时的文心与人格。

  作者简介

  汪兆骞

  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香盈碧莲花》《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新近出版有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深受读者好评。

  目录

  梦得池塘生春草—— 古华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 / 001

  天恐文章浑断绝—— 莫应丰冒死写出《将军吟》 / 009

  纵横正有凌云笔—— 李国文和他的反思小说《冬天里的春天》 / 015

  欲问孤鸿向何处—— 张炜与命运多蹇的《古船》 / 023

  阳春召我以烟景—— 张贤亮与引起争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及另一种生活 / 035

  青云不及白云高—— 江南名士陆文夫《美食家》与酒趣茶道 / 047

  独自掩卷默无声—— 陈忠实与为传统文化唱挽歌之《白鹿原》 / 059

  桃李无言一队春——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遭退稿及其他 / 071

  青山有意留人住—— 冯骥才的“津味小说”与《一百个人的十年》 / 085

  古来青史谁不见—— 蒋子龙与改革文学 / 095

  万事翻复如浮云—— 柯云路的《新星》让他名满天下 / 107

  青山明月不曾空—— 两种语言间流浪的阿来与《尘埃落定》 / 115

  老去诗篇浑漫与—— 王蒙“季节系列”长篇与《这边风景》 / 129

  东风知我欲山行—— 获茅盾文学奖,又摘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莫言 / 149

  时来天地皆同力—— 严肃作家王朔 / 161

  笔阵独扫千人军—— 邓贤与他的《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 / 193

  浪花有意千里雪—— 王跃文的《国画》被误读及《大清相国》受推崇 / 205

  牡丹拒绝著繁花—— 张抗抗以温婉和哀愁的美学情感捍卫人的尊严 / 219

  直挂云帆济沧海—— 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与写普通人的《人世间》 / 239

  洛水嵩云恣意看—— 铁凝从《哦,香雪》到《玫瑰门》 / 251

  自有云霄万里高—— 严文井的童话及与我的交往 / 261

  热肠倚枕写文章—— 聂绀弩的文人风骨与沉浮人生 / 275

  羁旅文学,看到的风景(代跋) / 285

  精彩书摘

  热肠倚枕写文章

  —— 聂绀弩的文人风骨与沉浮人生

  聂绀弩,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讲,并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而在20世纪的文坛却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留下的独立人格力量和文化财富,犹如一座尚未深挖的矿藏,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将闪耀着熠熠光辉。

  聂绀弩的一生充满传奇,更具悲剧色彩。他的命运悲剧,不堪回首,却必须面对。我们透过历史烟云,回眸这位已经作古的作家,不仅是因为他的生命过程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还因其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以及他所承载的那段可堪镜鉴的民族的苦难历史。

  “神祇编织不幸,以使后代唱歌。”我要为聂绀弩的苦难灵魂而唱,为他的文人风骨而歌。聂绀弩是我的同事,也算师长。在寂寞的书房里感受窗外温暖的阳光时,我一想起他,就有一种独远的悲凉与沉重……

  1

  “聂绀弩是条大河”,是我的老同事、忘年交、诗人牛汉说的。此语充满诗意又蕴含沧桑,或可说是聂绀弩生命的写照。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才走近这条河的。不过,那时这条河已不再汹涌澎湃,变成一条顽强向前、默默流淌的小溪。他吟唱着“炼狱天堂唯一笑,人间不觉泪痕多”,重回他曾任过副总编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算是落叶归根,重操旧业,我们有幸成了同事。他已七十多岁,很少来社,偶尔相遇,我总是极恭敬地向老前辈点头微笑,他那清瘦的脸上便浮现倏尔即逝的一丝笑意。

  过去,常听年长的同事提及聂绀弩趣闻逸事,让人莞尔。他的肚子里有说不完的故事,他的工作极为出色,他编辑出版了很多在学术界有影响的优秀图书。平庸的人对聂绀弩的名人雅士的特立独行颇有微词,但又不得不服膺聂绀弩的传奇经历和博学多才。况且,他不仅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老前辈,还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骁将。

  聂绀弩,湖北京山人。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二期,与周恩来交好。1927年,他赴苏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回国,在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任副主任。1931年,他因参加反日运动而离职逃往上海,不久,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得以认识鲁迅,并成为鲁迅倚重的青年作家。1934年,聂绀弩和萧军各自都想办一个文学期刊,并将这种想法分别致信鲁迅和胡风。鲁迅认为两人都办分散力量,不如合办,便有了《海燕》的诞生。由于他人从中作梗,《海燕》无疾而终。因谣言伤及鲁迅,聂绀弩便写《论乌鸦》揭露真相,为鲁迅辩诬。这种仗义执言和对鲁迅的爱护,受到左联友人的赞誉,他进而结交茅盾、丁玲等作家。1934年,聂绀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新四军任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编辑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之后,聂绀弩历任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战士》主编、桂林《力报》副刊编辑、重庆《商务日报》和《新民报》副刊编辑、西南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

  聂绀弩的作品有《绀弩杂文选》《历史的奥秘》《夜戏》《山呼》等几十部,洋洋洒洒竟有数百万字。杂文、诗歌、小说、散文、戏曲、评论等诸多文体,聂绀弩无不涉猎,皆有造诣,尤以杂文的成就和影响最大。

  聂绀弩写杂文,师承鲁迅,内容广博,有揭露控诉侵略者的,有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鄙夷和鞭笞的,有歌颂新中国新气象的。这些杂文无不流露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读这些文章,你会发现聂绀弩历史知识的丰富和古典文学素养的精深。我尤喜欢他解放前的杂文,笔锋泼辣恣肆,行文挥洒自如,逻辑缜密,幽默风趣,故胡乔木誉他“是代不可多得的杂文家”。这段历史,是聂绀弩意气风发、戎马倥偬、瀚海扬帆、人生得意的“华容道岁月”。

  2

  作家写人,如同为其“画像”,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给伟人“画像”,更难。胡适说,给人“画像”,“最主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实话的习惯”。不仅对政治、时人有忌讳,还有对尊者讳的谬例,或谀颂,或诋诬,多不能“纪实传信”。

  黄埔军校二期、鲁迅忠实的学生聂绀弩,于1945年初,在重庆写了《伦理三见》。其一、其二是对钱穆、冯友兰两学者的辩驳。其三是对重庆坐滑竿、轿子的有钱有势的阔人的憎恶和鄙视,笔锋犀利。到了9月,又在重庆写了《毛泽东先生与鱼肝油丸》。此文中的毛泽东,不是供奉在神龛里满头光环的偶像,也不是正襟危坐、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而是一“原生态”的真实、可敬、可爱、可亲的人民领袖,写得真有点惊世骇俗。

  阅读此文,是在其发表三十七年后的1983年。几年前经历了漫长的炼狱之苦,聂绀弩拖着老迈病身,携着大量诗作(后出版《散宜生诗》),重返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得知他有“一篇散文《毛泽东先生与鱼肝油丸》,在‘文化大革命’被认为反动证据”(聂绀弩1983年5月9日写给诗人屠岸的信),我便迫不及待地找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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