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孤独斗室的灵魂(深度访谈世界文学大师)》-图书推荐
试读章节
美国小说家和回忆录作家约瑟夫·海勒是一位荒诞派大师，他第一部也是他最负盛名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的标题，已融入英语，成为荒诞与不合逻辑的代名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勒小说的主人公尤索林被要求在飞行中执行额外的危险轰炸任务时，唯一逃避任务的办法是假装精神失常。但如果精神失常，他就不想停止飞行——想要停飞说明他一定心智健全，因此，他不得不继续飞行。这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不可逾越的困境。
如今，这部小说已被视为经典。海勒接着又创作了六部更具黑色幽默的小说，其中包括《最后一幕》(Closing Time)，这部小说描绘了尤索林、邪恶的米洛·曼德宾德尔以及海勒第一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地狱历程，背景放在战后美国，就在纽约。
在他的回忆录《今与昔》(Now and Then)里，你能读到许多关于特定地点的描写，在海勒小说里你时常可以找到这些地方的影子，尤其是科尼岛，海勒在那里长大，那里有多少他的成长经历啊！
1998年10月，我与约瑟夫·海勒在他位于上曼哈顿西角、俯瞰中央公园的公寓里展开访谈。尽管第二年，即1999年12月，他因心脏病突发过世，但访谈时七十五岁的他还是面色光润，显得魅力十足、精神矍铄，并愿意谈论他的写作生涯。他的妻子瓦莱丽，在另一间屋里休息，海勒养的一只白色小狗陪着她。海勒为我端上咖啡，我先问了他一个问题，即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是否可以了解美国。
约瑟夫·海勒：在我所有的小说中，中心人物总是极其困惑并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合，而他们的环境构成整个美国。我想你无法通过我来了解美国，除非你得出结论：美国无法被了解。我不了解这个国家。我熟悉纽约市；而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对我来说就很陌生，尤其现在在政治上。
拉莫娜·科瓦尔：好的，我们可以先谈谈荒诞派吗？因为”第二十二条军规”已成为该词条的一部分。我们用它指代荒诞，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它来指代一种自逐其尾的矛盾，知道是你创造了这个术语，一定使你无比自豪。
答：它然使我无比自豪，而且迟至今日，每我听到或看到它时都会感到一种愉悦。这种感觉出现在我第一部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创作中，那时各种事物很难搞懂，特别在战争和战后形势下。它真的是部战后小说，让我想起作为战后情况出现在里面的绝大多数态度和困惑，而不是我的战争经历。我为写出它而自豪，我为这个词自豪，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使用率越来越高，这表明，这个专有名词及其应用情境是永恒的。
问：你在整个生命中甚至入伍前在科尼岛的成长岁月里，总能发现生活是荒谬的，对吗？你感觉你看到的生活图景完全迥异于他人吗？你觉得这荒谬吗？
答：如果说是，那将十分有益并令人难忘。但答案是否定的。我不知道写《第二十二条军规》前我在想什么。我的确认为，我的性格，像你，也像每个人一样，并未随着岁月改变多少——我们就是早先的我们。但如果没有自觉地思考生命的真义，那我几乎是我本来的样子。我总是拥有可被称作幽默感的东西，说说俏皮话，搞搞恶作剧，我对恶作剧和俏皮话总采用一种违反常情的方式。我不怎么关心社会。作为小孩，很多东西我都不会关心。没那么多可关心的。
即便在军队里，我也不关心政治。我甚至都想不起来，德国人向我开枪时我曾恨过他们。直到我二十二岁退役开始上大学时，我才开始批判地思考。可是幽默就在那儿，我想起一些早期的短篇——有些出版了，有些没有——我后来作品的许多要素都出现了：是现实、政治的情形与奇异怪诞的情形的融合体。在短篇中，现实和奇异怪诞常常交融。
问：尽管你在回忆录《今与昔》中曾说，战后你进行文学研究时写的短篇小说过于情节化——我现在援引你的——一会经常不可思议地采取带讽刺味的神赐手段，站在有德行和被压迫的人一边。所以你的世界观和鉴赏力，如果用达尔文进化论术语描述的话，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这部小说里的剥削者获胜，米洛·曼德宾德尔之徒得到一切，好人和有功之人却一无所获？
答：那时的情形为，根据达尔文进化论，我的看法发展了，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在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是，有德行的一方通常没有成功，而成功的一方通常没有德行——他们缺乏良知。这就是年纪很轻并相信奇迹的人与受过教育、有点成熟并相信世界上根本没有奇迹这回事的人之间的区别。
问：但一定存在这一瞬间，从此一切都发生了，因为我们在谈论以下事实：你经过战争、从战场返回、开始读大学，你已经拥有全部那些在成长中、从小男孩到男人的过程中塑造你的经历。从你写那些短篇的一刻起，一定发生了什么——这种幻象，这种阴暗，突然向你袭来。
答：我不这么认为。短篇中呈现的阴暗不得不与困境中的人物相关，而且短篇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尽管我的小说结局不会这样。发生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也就是我后来的这部长篇，就是从虚构的云层中跳出来一一即我们认为的那种过度虚构的暗晦——更贴近现实主义、生活的现实，更依靠小说这种文体表现手段，而非不同寻常的内容：奇迹般的结局，皆大欢喜的结局。
我真的认为，你会在我所有的书里发现，我总是同情那些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并且我憎恶那些自私、任性、对我笔下的主人公或富有同情心的人物面对的问题视而不见的人。我认为那些态度从未改变。我认为，确曾发生的是，我对小说或者说对小说应怎样及能怎样的态度成熟了。
问：那小说应怎样呢？
答：小说可以是约瑟夫·海勒的小说那样，可以是约翰·厄普代克所认为的那样，也可以是戈尔·维达尔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彼此不同。我们能想起来的严肃作家，不论是澳大利亚还是美国的，我们的作品彼此之间差别非常非常大。我写不出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小说，他也写不出我的小说。我们俩都写不出索尔·贝娄或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小说。小说创作应现实地处理你生活中的各种状况。
我的政治小说《好如黄金》(Good as Gold)写在克林顿丑闻发生很久以前。我对那时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因为，如果现在仍要我写，那么我的意见肯定会中肯许多。
P10-13
书评(媒体评论)科瓦尔是一位深思的采访者，她独自带着崇高的敬意接近每一位作家，找寻在他们小说中曾经读到的东西。
——Times
这本书将为读者提供背景材料，也帮助他们深刻理解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读者将在其中发现一座书的信息宝藏，而那些积习已深的文学节追随者们则会保有一份永久的记录。
——Publishers Weekly
目录引言
约瑟夫·海勒 Joseph Heller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Joyce Carol Oates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Mario Vargas Llosa
索尔·贝娄 Saul Bellow
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
戴维·马洛夫 David Malouf
P.D.詹姆斯 P.D.James
约翰·莫蒂默 John Mortimer
伊恩·麦克尤恩 Ian Mc Ewan
阿摩司·奥兹 Amos Oz
戈尔·维达尔 Gore Vidal
哈罗德·品特 Harold Pinter
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 Malcolm Bradbury
威廉·加斯 William Gass
朱迪斯·莱特 Judith Wright
莱斯·穆瑞 Les Murray
菲·维尔登 Fay Weldon
A.S.拜雅特 A.S.Byatt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Margaret Drabble
马丁·艾米斯 Martin Amis
托妮·莫里森 Toni Morrison
安德烈·布林克 Andre Brink
约翰·班维尔 John Banville
珍妮特·温特森 Jeanette Winterson
哈尼夫·库雷西 Hanif Kureishi
安妮·恩莱特 Anne Enright
约翰·勒卡雷 Johnle Carre
巴里·洛佩兹 Barry Lopez
序言访谈的艺术
访谈节目中常有这样的时刻：你屏住呼吸、忐忑不安，无法确定下一步究竟是让你众丢脸，还是让宾主双方彼此释怀、皆大欢喜。电视直播的访谈节目，让人联想到一台外科手术，执刀医生敏捷的身手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他们会为你的高超技艺惊叹不已，还是会眼睁睁看着你的病人血淋淋地死去？病人甚至可能从手术台上兀自坐起，从你手中一把夺过手术刀，然后割断你的喉咙。
2001年我在爱丁堡采访戈尔·维达尔时，敏锐意识到，我正在与一个世界上最富机智、最有才气，或许也最尖刻的人对话。我紧张极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维达尔谈到一段引言——那是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凶手蒂莫西·麦克维格对要判他死刑的法官引用的一段话。维达尔说他记不清原话，而我则想起天早上已经把它记了下来。我把笔记递给他，拿不准他是否会欣然接受，直到听他说”谢谢，你最好常伴我左右”时，我才松了口气。于是，观众笑了，我笑了，维达尔也笑了——一场圆满的对话就此落幕。
第二年，在同一台节目上，我又采访了维达尔的美国同胞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我对她的作品很感兴趣并为她的天分所倾倒。但情况看来似乎不妙，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回应与其说过于简短，不如说充满轻蔑与不屑，甚至抵触。我继续耐心准备——我几乎读完她所有的著作——所以我认定她无论如何都会跟我合作。最后，我提到《黑水》(Black Water)和《地球上的人生沉浮》(The Rise of Life on Earth)时，她惊叫起来：”你读过它们？太棒了，我要给你颁发奖章。以前还没人读完它们。”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我到底是有备而来。
少数作家，有的根本不接受采访，有的只同意电子邮件采访，还有的会固执己见地修改访谈记录。例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反对那种”伪造、非正式的”采访，J.M.库切说，他反对”与完全的陌生人交流，尤其反对在采访文体惯例允许下，一个陌生人(指采访者)跨越陌生人对话的合理界限，与另一个陌生人(指被访者)的交流”。本书中你找不到这种作家。这里的访谈，都是为播映而作，与那些愿意和优秀的读者、聪慧的观众以及外部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共同完成。
这些作家乐于走出充满传奇色彩的孤独斗室，侃侃而谈究竟是何种力量使其孤军奋战。其中一些人认为作家就是公众知识分子，他们乐于与公众分享思想。对另一些作家而言，也许采访已成为直接表达世界观的唯一方式，或许他们通过采访把所知所学传递给广大受众——又或许他们仅仅享受被关注。不论他们对采访的态度如何，正如像诺曼·梅勒、戈尔·维达尔和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等作家创作的访谈式滑稽模仿作品所证明的——采访总使一些作家感到兴奋，他们都写过嘲弄性的访谈作品，他们甚至还”采访过”自己。
什么是文学访谈呢？它既不是一次随意交流，也不是简单呈现作家作品中引人注目的特征。它是一件舞台作品，是一笔公开清点，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探寻，也是一次艰难的高危行为。采访者怎敢问出如此私密的问题呢？对已在作品中将自己灵魂袒露无遗的作家来说，他们又期盼什么？毕竟这里的采访大都在舞台背景下进行：在录播室里，在参加文学艺术节的观众面前，或在作家本人家中。因此，他们根本不会受到伏击。从作家坐在椅子上面对采访者的那一刻起，采访便得到了默许。
有史可稽，最早的文学访谈之一可追溯到1618年，时霍桑登的德拉蒙德(William Drummond of Hawthornden)采访了本·琼森。德拉蒙德把本描述为”一个伟大的情人和孤芳自赏者；一个不断嘲讽并谴责他人的人；一个宁肯失去一位朋友也不愿放过一次戏谑的人……一个受臆想控制的人。”现如今，大多数保持高调的作家，在形象常年暴露于新媒体和出版宣传后，已学会在公开场合不再夸夸其谈。自1618年以来，观众一直享受看到和听到作家访谈带来的片刻欢愉，或者至少一些发人深省的东西。
我采访过的每一位文学界国际知名人士，此前他们早已受访过多次，因此能让访谈难忘就成为一种荣耀。要激起他们的兴致，要么凭借精心设计的问题；要么仰仗访谈采取的特殊方式。迫使被访者不得不设身处地地思考，而非照本宣科。有时采访会碰到这种时刻：你与被访者都同意采用亲切的谈话方式；而采访某些作家时，则像一场击剑比赛，需要充分调动意志和力量。此时此刻，谨慎使用沉默发生了作用，谁先缄默不语，谁先打开话题，都会产生不同效果。
如同一位访澳演员和另一位演员(作为采访者)之间所进行的公众”对话”中所报道的那样，采访者说，他熟知被访者：”采访不是审讯。我们一同来到市政厅，谁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接下来将会是一场爵士乐表演。希望以相同的调门开始，以不同的音高结束。”
以上陈述总是向我敲响警钟。这是个信号一采访者对他的熟人也是可能的对手提问时或许会恼怒。采访者准备不足的事实表明，他把仔细研究作家生平和作品看成一种强加，并希望观众把他也被访者——这样他就有平等的机会谈论自己。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访谈中两位作家陷入争执而无人调停(因此评价对方作品时如何保持心态平衡和冷静尤为重要)，而事实上，双方甚至根本就没有读过对方的只言片语。
冒然进行采访却不做任何功课，常令我想起《纽约客》上弗兰克·科塞姆创作的一幅手术室漫画—一画面上医生和护士团团围住手术台。一名医生说：”让我们现在开始切开皮肤，看看会怎样。”这与我想做的截然相反。
我的部分任务就是要轻松地引出采访的第一个问题，而被访作家早有类似经历。我对此总是斟酌再三，初次会晤后我常会改变问题，或者我会让它多少显得正式些(最好牢记：即便是即兴爵士乐，也建立在高度纯熟地掌握音乐技巧和反复排练的基础上)。正式采访前我与哈罗德·品特碰了头，他在被诊断为喉癌后刚做了一次大手术。他问我是否要讨论病情，我说已经准备好一个相关问题。他说愿意先谈它，我同意他的请求。我很乐意就他准备好的敏感话题进行访谈。品特甚至还专程带来他的新诗《癌细胞》，并请我众朗诵，接下来是一场小型即兴演出。我对访谈中那些插曲特别在意。这场由哈罗德·品特亲手执导的访谈节目，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不期而遇的一次乐事。
在采访前我先与托妮·莫里森会面，我称她为教授，并询问她愿意怎样被介绍给观众，此前我看过好几个关于她的访谈，在节目中，莫里森纠正了采访者对她的介绍用辞，致使整个访谈极为不顺。莫里森教授更愿被称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美国黑人女性”。她说她十分感激我对这一称呼的敏感，并向我解释她特别在意的原因：在种族歧视的岁月里，老年黑人妇女常被那些素不相识却拥有权力的白人直呼其名。所以，在涉及称谓的各种情境中，我都倾向于用源自澳州本土的平等主义调和抚平这一切，尽我所能实现观众最受益的对话效果。
以下是意大利记者奥里阿娜·法拉奇的观点：”我向他们挑衅，因为我自己也身陷其中。我的采访活动从不是冷冰冰的，因为我已经爱上了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即便我曾恨过他(她)。对我来说，采访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一场战斗，是一次交媾。”
我既不愿与我的采访对象战斗，也不愿与他们交媾。我想做的就是通过知性、细腻以及探索性的对话来展示坐在我面前的采访对象是谁，他们在想什么，以及他们将传递怎样的智慧。
为何我们总希望收到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信呢？因为阅读是一种私密行为，就好像作家本人在我们耳边、床头或我们喜欢的椅子上低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差旅途中。通过倾听作家讲述，近距离邂逅和观察他们是令人神往的时刻。然，这种近距离观察会产生一种希冀，即获得真正的智慧，因为作家本身就是世间万象和人类自身的密切观察者。我本人也寻求智慧，这是我喜欢同上了年纪的作家谈话的原因。但是，智慧并不一定与年龄俱进，甚至也不一定与描述世界的笔力俱进——有时，即使这些不受束缚、最为敏锐的世界观察家们也不能冷静自视，或看清自己如何与世界交融。
为完成本书所需的研究，我意外发现自己还喜欢阅读其他访谈作品：例如，就疾病缠身问题采访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查尔斯·卓别林是否应从事发声画面制作(即有声电影)采访萧伯纳以及关于本尼托·墨索里尼谈论其父的采访(夜色中他的铁匠父亲为他大声朗诵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片段，彼时他们依偎在铁匠铺的炉火旁，喝着自家酿制的葡萄酒)。
1930年乔治·西尔韦斯特·韦埃莱克(George Sylvester Vierek)为撰写大作《伟人一瞥》(Glimpses of the Great)拜访弗洛伊德，大声好奇地问后者本人的”情结”是什么。弗洛伊德告诉他，一次严肃的精神分析至少要用一两年甚至三年。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说：”你把大把年华贡献给了猎狮行动 一你年复一年地追寻与你同时代的杰出人士，他们都比你年长，其中包括罗斯福总统、德国皇帝、兴登堡、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福熙元帅……乔治·伯纳德·萧。”
”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啊”，韦埃莱克回答道。弗洛伊德反驳道：”但这也是你的个人爱好。伟人只是象征。你在追寻你的内心。你追寻伟人来取代你的父亲。这是你本人父亲情结的一部分。”或许每一个渴望聆听并亲眼目睹伟大作家的人，都在追寻一位伟大的男性或女性来取代自己的父母。
北美评论家休·肯纳写了一些关于文学现代主义的深刻评论。他是美国和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的研究权威，尤其以研究埃兹拉·庞德和詹姆斯·乔伊斯闻名。他的绝大部分见闻都源自一手资料，皆因他恪守埃兹拉·庞德”访问你同时代伟人”的训谕得以实现。庞德为肯纳写了推荐信，而他这位学生凭借坚韧不拔的热情就此踏上伟大之旅，并与文学圈的许多人交上朋友，其中包括T.S.艾略特、瓦恩德海姆·刘易斯、塞缪尔·贝克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在《异国他乡的社会》(The Elswhere Community)一书出版之际，在哈维·布卢姆的采访中，肯纳谈到他与埃兹拉·庞德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首次见面的情形。尽管麦克卢汉认为庞德有狂热倾向，可肯纳还是从庞德身上发现了某种特质并延续了与他的友谊。这种意外发现珍宝的本领，锻造出了他与此后许多人的友谊。
”你要知道”，肯纳对布卢姆讲道，”你获得一种奇妙的关联，一环接一环。你对提供这种联系的人感激不已，却大可不必让他说明一切。这正是马歇尔的问题。去那儿之前，马歇尔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我则想看看自己究竟能发现什么。”
意外发现珍宝的本领，构成本书许多访谈的开端。举例说，如果我没有旅行去纽约看朋友，就永远不会去哈伯尔弗朗特参加多伦多文学艺术节。在那儿我偶遇费思·利德尔，她正担任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主席。我们相遇前，她曾在墨尔本小住了几个月，她还记得曾听过我那时的”读书与写作”节目。于是她邀请我前往爱丁堡主持一些现场采访，我欣然接受。
类似举动引出了此后数年我与世界顶级作家的绝妙对话以及几段伟大的友谊。在我眼前呈现了一张杰出人士名录，我可以根据内心愿望进行选择。我能与自己仰慕的人交谈，他们的作品给我带来全新体验，使我完全沉浸在充满惊喜的新思想和新场景的世界中。
许多伟大作家年轻时都曾周游世界，投入到新闻报道和游记写作的崇高事业中。其中卢迪亚·吉卜林就曾用下面的方式报道他对马克·吐温的采访：
”你们那些人，是一帮让人鄙视的家伙。有些是政府专员，有些是副总督，有些还曾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还有少数拥有与总督并肩散步的特权。然而，在一个金色的早晨，我见了马克·吐温本人，我与他握手，抽了一支雪茄——不，两支，是和他一起抽的，并与他聊了两个多小时！你们得明白，我并非瞧不起你们。我只是为你们感到遗憾，从总督本人至下，为你们感到遗憾。为了抚平你们的嫉妒心理，并证明我仍然把你们视作同类，我将告诉你们有关这次谈话的一切。”
这是一位年轻人真实思想的喷涌，后来他本人却避不接受访谈。采访马克·吐温发生在1889年，吉卜林时正在印度日报《先锋报》供职，同时周游世界。
吉卜林继续写道：”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约到了马克·吐温。相比之下，钓到一只十二磅重的大麻哈鱼也无足轻重。他款待我的情形好像在说，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我可能与他同样伟大。”
后来，马克·吐温也评价吉卜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我，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他还完全是个陌生人，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年之久，之后他就突然有名，并且还是举世闻名。从那天起，直到现在，他的闻名始终独一无二一一是唯一真实的，而非象征性的。但凡他有任何评论，声音立刻传遍全球。他的声音是现实中存在的唯一一种不通过船只和铁路，而通过一流工具一电报传播的声音。”
吉卜林离开新闻记者行，转而成为著名作家，最初他遇到了几个挫折。(他的作品可能遭受差评，他也可能遭遇鲁莽的采访。)因此我引用吉卜林的第二段话，作为本书引言的铭文。
在我追寻伟大作家的旅程中，我曾与约瑟夫·海勒在他阳光明媚的可以俯瞰纽约中央公园的公寓里共进下午茶；我曾与莱斯·穆瑞在他家厨房餐桌上共享新鲜的带壳对虾；我还曾与身体非常虚弱、耳聋且几近失明的朱迪斯·莱特在她堪培拉的小公寓里小心交谈。在这种情境下与作家会面，会给对话增加特别的亲近感，还能沉浸在产生伟大美妙事物的氛同中。
在《信众——伊斯兰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an Islamic Journey)一书中，V.S.奈保尔写道，他为与同道会僧侣团首领见面旅行到海得拉巴，该僧侣团成员与世隔绝，生活在沙漠中，救济穷人。等僧侣团首领到来时，一名年轻英俊的男子为奈保尔及其同伴提供了食物，奈保尔想知道，这个年轻人为何选择牺牲和奉献的生活，于是请他讲讲——然而，这次采访并没有按预期展开：
”他已经在僧侣团里待了一年。再过一年，他准备离开。终生奉献不成问题……各种经历飘荡在他的思绪之间：他似乎没有任何目标。他是个徒步旅行者。透过他的经历，可以了解欧洲中世纪徒步旅行者的生活。沙漠里那个宗教团体只是他生命驿路上的一站，它帮他完成了一段生命旅程。毫无疑问，在巴基斯坦，随着向内和向外的移民运动——会有许多人像他一样，随波逐流地流逝生命。”
所以奈保尔并未了解他想要的东西——一个奉献者的自述——他了解的只是一名徒步旅行者的精神状态而已。然，你应对听到的故事保持开放心态，而不是只接受你所期待的故事。但一般说来，作家习惯于叙述，并且通常叙述他们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假如你能够克服天生的羞涩和怀疑心理，他们就会对你滔滔不绝。
这本谈话集中的访谈大多发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遍布澳大利亚的城市以及英国爱丁堡和切尔滕纳姆的文学艺术节上。文学艺术节会让你全神贯注——参加公开访谈的人大都是作家的狂热追捧者，他们渴望看到作家本人并亲耳倾听作家的谈话。通过倾听观众的声音你能准确判断访谈节目的温度——即通过他们的笑声、叹息声以及在座椅上挪动身体的声音——有时在试探与冒犯观众的过程之间存在一条微妙的界线，因为观众不想让他们的偶像受到任何挑衅。有时因地而异，被地人约定俗成的礼仪与敏锐的采访者要提及的问题之间，应采取的尺度不好把握，主要取决于采访所在的城市。有时尽管要冒险，但还是要迎难而上，尤其你知道抵抗的背后是一座故事宝库时。
我的理念是，访谈要厘清人们感兴趣的是作家，而非采访者。简短的提问和方向性的引导，要比采访者为显示自己的聪明和阅读量所作的专访更重要。
另一个技巧是要仔细聆听，尤其注意聆听对话的开始——那些作家的旁白、口误、眼神、手势甚至一次停顿。这些都是引向新领域的通道，都会引起你和作家设身处地地思考。
这里的访谈文本与《巴黎评论》上刊载的不同。后者经作家更订并最终确定，这样的文本可能很迷人。而本书中的访谈则更加即兴，是时语言炼金术的产物，经历了紧张的准备，在一种自然和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一种完全陶醉于作家世界与作品阅读的狂喜之中而成的。
再次研读访谈文本，我一次次被里面的各种问题所吸引，它们关涉到：人该怎样评价自己的生命，怎样获取智慧，怎样直面死亡，爱的意义是什么，一本书能否改变历史进程。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对语言非同寻常的使用实现的。
对于这些旨意宏大的问题，伟大的作家们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并为我们带来了欢乐。
拉莫娜·科瓦尔
墨尔本
2010年4月
内容推荐《探寻孤独斗室的灵魂：深度访谈世界文学大师》采访的二十八位小说家在代世界文坛上举世瞩目且备受尊重。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晚年才接受采访，如约瑟夫，海勒、朱迪斯，莱特、索尔·贝娄、诺曼·梅勒、约翰·莫蒂默和哈罗德，品特——这类访谈苦乐参半，带着强烈的行将终结感。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则恰逢壮年，正活跃于主流文学圈，如伊恩，麦克尤恩和珍妮特，温特森——这类访谈充满兴奋和新鲜感，带着一颗依旧探索的心保持对下的关注。
这些访谈充满了乐趣、洞察力和独一无二的思想，将引领我们走进他们的灵魂深处，拣拾意外的珍宝。《探寻孤独斗室的灵魂：深度访谈世界文学大师》由拉莫娜·科瓦尔编著。
编辑推荐拉莫娜·科瓦尔是一位深思的采访者，她独自带着崇高的敬意接近28位举世瞩目的文坛巨擘，找寻在他们小说中曾经读到的东西。她编著的这本《探寻孤独斗室的灵魂：深度访谈世界文学大师》通过深度访谈的形式，探寻了28个走出孤独斗室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