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的故事(回忆王力吕叔湘等先生)》-图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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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事业中大师们的故事，大师们生活中语文的故事。
这本《语文的故事(回忆王力吕叔湘等先生)》收入了李行健先生三十年来对他的老师、同学、同事和朋友的一些片断回忆。全书回顾以研究汉语言文字学为己任的著名专家学者的感人事迹，他们的鲜明个性和高尚品行值得我们学习。
内容推荐《语文的故事(回忆王力吕叔湘等先生)》为著名语言学家李行健先生怀念、追忆王力、吕叔湘、魏建功、高名凯等语言学大师们的文章结集。写作时间自上世纪80年代至2014年，历时30余年，文章涉及众多终身以研究汉语言文字学为己任的著名专家学者的感人事迹。作者缅怀了他们在教书育人和语言学上的重要贡献，也记述了作者亲身所闻所见的大师们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个性风采、轶闻趣事。文字朴实亲切，读后令人对这些前辈们由衷敬佩。
全书除王力、吕叔湘、周有光、丁声树这样的大师外，还有像杨晦、游国恩、李何林、康殷、刘绍棠等著名学者、教育家、作家以及叶籁士、王金鼎等党的优秀工作者的事迹，他们的鲜明个性和高尚品行也给我们很深的教益。
目录代前言
——北大中文系哺育我成长
深切怀念王了一师
继承发扬王力先生的词典学思想
王力先生对现代汉语规范工作的重要贡献
学习王力、吕叔湘先生为人写序言
王力先生鼓励后生批评
甘为人梯扶新苗
——吕叔湘先生对语文出版事业的无私奉献
《语法修辞讲话》写作的前前后后
——访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
”新词新义”仍需要关注
——重读吕叔湘先生《大家都来关心新词新义》的体会
纪念先生逝世四周年
吕叔湘先生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缅怀叔湘老师对辞书事业的贡献
吕叔湘先生对准确、规范应用语言的巨大贡献
素朴平淡才是真
——痛悼吕叔湘老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从吕叔湘先生修改”通知”中受到的教育
一位永远与时俱进的长者
——记周有光师二三事
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语言学家
——怀念丁声树老师
回忆我的老师高名凯先生
怀念朱星先生
未名湖畔往事和记忆中的杨晦先生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忆魏建功先生二三事
记游国恩老师几件难忘的小事
追忆敬爱的李何林老师
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
——怀念叶籁士先生
德熙老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看不见的老师
——孙敬修先生的故事
先生虽已去，教诲实难忘
——悼林焘老师
永远难忘的廖序东老师
一位古道热肠的长者
——张志公先生逝世周年的哀思
张志公先生在语言研究和语文教育方面的巨大贡献
亦师亦友半世情
——忆胡明扬先生
缅怀大康先生
我所认识的韩作黎同志
深切怀念王金鼎同志
忆同窗刘绍棠
一位淡泊名利，甘作奉献的著名学者
——怀念老友曹聪孙教授
悼老友刘钧杰教授
哭通锵
痛悼李新魁同志
怀念江凯波同志
记余志鸿同志二三事
志毅老友，你要走好！
做人为什么这么难？
《河北方言词汇编》成书和出版的经过
风雨同舟一世情
——老伴吕宝琼同志永远活在我心中
后记
试读章节深切怀念王了一师
上中学时，就读王力先生的书和文章，知他是一位大学问家。未曾想我进北大后，非常幸运，从1954年起几乎年年都能听到先生讲的课，有”现代汉语(二)””汉语史”和”汉语诗词格律”。时我们语言班只有20个人，同教语言课的老师接触较多，比较熟悉。但我从不轻易去王先生家，大多在答疑时间请他解惑指导。因为听中山大学随王力先生迁北大来的同学说，王先生很严厉，时间抓得紧，问完问题他就下逐客令，让你回去自习，他也要工作了。时有不敢亲近的感觉，还不太理解他惜寸阴勤奋治学的心情。”现代汉语(二)”是一门专题性应用性很强的课，我很有兴趣。在考试前夕，我带着许多不懂的问题，去请教王先生。他很热情地回答我的问题，请教的有些问题已超出教学要求，他却很高兴。特别是他知道我时还是文学专业班的学生时(下学年转到语言专业)，更是鼓励有加，并告诉我今后有问题可以到他家去。这时我才理解了王先生抓紧时间不闲谈的勤奋学风，对学生诲人不倦的师长襟怀。
北大是一个著名学者云集、学派纷呈的学术圣地。教学风格向来是自由开放，不拘一格。听王先生的课，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他讲课条理非常清楚，语言十分简练，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这同时有的老师讲课自由奔放、天马行空的风格大不相同。如果把王先生讲课的内容逐字记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好文章。更与众不同的是，他准时讲课，准时下课，从不迟到和拖课。这些特点时还不为我们注意。后来我自己也在大学了老师，才深切体会到年了一师讲课的高超艺术。后来我才知道，每次讲课他都要认真准备，即使讲过多次的旧课也如此。有时身体不适，他也坚持按时上下课。有次课前他发烧，知道的人都劝他天的课不上了，王先生坚决不同意。他说，让那么多同学等着怎么行，抱病坚持把课讲完。他认为，不这样做就是作教师的失职。
在我上大学期间，”肃反”、”思想改造”、”拔白旗”、”反右”和”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时我们班也给王先生写过大字报，但在反右以前，好像这种行为并没有多少对立的气氛。老师认真听学生意见，学生也认为自己是在同老师交换看法。第一次是王先生同高名凯先生到波兰等国访问，回来后我们听说他和高先生之间在国外因一些小事引起不愉快。于是我们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心意思是要两位老师注意国际形象和同志之间的团结。大字报的语气温和，态度诚恳，同”文化大革命”的文风根本不同。后来这两位老师都虚心地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同学们自然也很高兴。这说明时师生间的关系还是正常亲密的。第二次是批判王先生的所谓”名利”思想，时有较多的火药味。事情的起因和根据，就是他在一次讲学语言学的意义和重要性时，说苏联科学院文学的院士只有两位，而语言学的却有三位。这本来是事实，王先生也只据此说明苏联对语言研究的重视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但在时，可以胡乱引申和上纲，硬说他用名利引诱青年人。这自然是时政治环境日渐紧张的反映，已显现出深文周纳整人的苗头，乃至”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于反右以后的批判，则是胡批乱砍无限上纲，不值一提了。但时居然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从北大中文系搜集来的大批判文章。其中自然也有我们写的批判王先生的文章。事隔20年后，有一次同王力先生谈到这件事时，我还感到深深的愧疚。王先生却只淡淡地说，那时你们懂得的东西太少。大概老师对学生从来就是宽容理解吧！
王先生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学者。这自然是一种难得的品格。但正因如此，他也吃过不少苦头，为之付出过沉痛的代价。1957年反右前夕，有关部门动员知识分子鸣放，王先生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非动员他写文章不可。大约在反右开始的前几天，王先生赶了一个末班车，《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漫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涉及了一些党员同党外群众的关系问题。王先生在文中说某些自命高人一等、不信任群众的党员，存在把群众看作”非我同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关门主义思想。他的话实事求是，切中时某些同志的痛处，但秋后算账时，却招来”恶毒攻击党、漏网右派”的帽子和罪名。王先生本来是响应党的鸣放号召，说的心里话，哪有什么攻击党的坏心呢！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手边虽无从查阅资料，但我相信记忆不会错。
1958年后，我分到天津一所大学工作。除了有时到北京出差看望王先生和师母外，就是在中国语言学会开年会等难得的场合见到王先生。”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到北大看大字报，听说王先生等几位老师在19楼一带打扫厕所，于是我有意识地去看看。果然见到王先生和魏建功先生几位在扫地。因为时他们不能同外人接触，所以我只有默默地看看他们。这次见面只一瞬间，但使我悲从中来，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斯文扫地吗？时真令人大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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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代前言
——北大中文系哺育我成长
1953年我从四川考人北大中文系，真是欣喜莫名。时是奔新闻专业来的，认为新闻工作可以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上传下达沟通党和政府与大众的关系。但入北大后，系里认为我们没有社会生活经验，年纪又小，就分到语文专业。让调干的同志学新闻。1958年毕业离校，回想起来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那段日子让我永生难忘。
一、欣逢盛世
中文系1953年经院系调整从城内沙滩红楼搬到西郊燕园。一进中文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强大的师资力量、蓬勃高涨的学习热情。中文系由北大、清华和燕京等著名高校合并组成，其强大的师资力量是空前的，往后怕很难有那样壮观的阵容。以我学过的课程说，大多是大师级的教授讲课。王力先生1954年随中山大学语言专业并人北大，给我们讲授了”汉语史””汉语诗律学”和”现代汉语”(二)中的语音规范部分。游国恩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一)，魏建功先生讲”古代汉语””普通话语音史””汉文学语言”，杨晦系主任讲”文艺学引论”。他们都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一级教授。此外，高名凯、袁家骅、周祖谟、岑麒祥、林庚、浦江清、吴组缃、王瑶等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与此同时，还在社会上聘请著名学者来授课。时语言研究所的吕叔湘先生给我们讲”马氏文通”，郑奠先生讲”修辞学”等。现在很难再有这么多著名学者同时在一个系上课的盛况。就以辅导的老师说，时给游国恩先生”中国文学史”(一)辅导老师的是萧雷南先生，他时是副教授，但按他的资历和学识在别的学校早就是教授了。
师资阵容的强大，为大家学习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与之相得益彰的是大家高涨的学习热情。时新中国建立不久，百废俱兴，渴求学好知识，建设国家是大家强烈的共同愿望。图书馆排队借书，教学楼和宿舍深夜不灭的灯光就是这种气氛的反映。后来学校只好限时拉闸熄灯，以保护学生的健康。特别有意思的是，抢图书馆、阅览室的座位，晚餐时背着书包，手里拿着馒头夹榨菜边吃边向阅览室匆匆快走的情景。时在阅览室学习，环境安静，方便查工具书或借阅上课时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比在宿舍或教室自习有很大的优越性。特别是1955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方针后，知识越发受到重视，知识分子更加得到尊重，根本就不知后来在我们国家刮起的”知识无用论”为何物。
我在北大5年生活(中间休学半年)，寒暑假都没有离开，也没有回过四川老家，除别的原因外，主要是北大专家学者云集和优越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我。就是寒暑假里，学校的学术活动也很多，借书更方便，阅览室座位也不挤，特别是一些心仪已久的名师，可以到他家去面对面地问学。这些都是平常难得的条件。时老师大多是著名教授，各有专长和个性，但他们对学生谆谆教导、诲人不倦的精神却是共同的。时去老师家比较随便，不用电话预约(也没有电话)，直接就去了。高名凯先生做学问是一位拼命三郎，乃至他不顾健康英年早逝。我每次去他家他都在看书写东西，总是热情高兴地在客厅接待，后来熟了，就直接让我到他书房中去谈话。王力先生是时间抓得很紧的大忙人，教学科研任务重，社会活动多。他不愿别人去打扰他，但对我们去请他答疑解惑，总是高兴地从书房出来接待。他不与人闲谈，所以我们等问题解答完就告辞，他也从不挽留。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老师们手把手的教诲下，在大学阶段，我在《中国语文》发表了《汉字为什么没有走上拼音道路》的论文，美国和苏联出版了译文。这是在高名凯、魏建功先生辅导下写的，其中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另一篇论文《(世说新语)中”都”和”了”用法比较》，发表在北大中文系的《语言学论丛》第二辑上。这是杨伯峻先生指导的。杨先生时教外系课，只参加指导本系学生写学年论文。系里要求老师们出一些研究题目，让学生去选择，谁出的题由谁指导。我时爱看《世说新语》，选了这个杨先生出的题目，所以有幸由伯峻师指导。他从收集资料、分析研究问题到写成文章指导了全过程。时我是大三学生，我回想老师指导面谈的次数，不比我后来自己带的研究生少。毕业后我才知道，这个题目杨先生以前探索过，他很熟悉。这种学习环境和学习方法，这种教学制度和师生关系，大概就是时北大中文系的风貌和特色吧！也就是温儒敏同志回顾北大中文系六次变革，称”第四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的北大中文系达到鼎盛阶段”(见《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17日)的气象。
……
中文系一直有一个语言和文学学习安排的问题。杨晦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体现着北大博学的精神。先生一直坚持倡导”语言和文学有机联系”论。以先生的系主任身份，文艺家的专业特长和先生老革命家的地位，只有他，也许只能是他发出这样宏论才是最合适、最有权威性，也就最能引导大家正确对待语言和文学课。从理论上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永远离不开的表现形式，它们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在杨先生的心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集中表现。杨先生认为中文系就是语言和文学两根支柱，学语言的要重视文学课，学文学的要学好语言课，只有广博、只有根深才能真正培养出学者乃至大师级人物。这是北大的传统，北大最早的校训开头两个字就是”博学”。时主要的语言课应该说都是顶尖级的学者开设的很有特色的课程。杨先生要求文学专业的同学也必须学。自然语言专业的同学也要学好文学方面的主要课程，这是不会有人抵触的。文学专业的某些同学对杨先生关于”语言和文学有机联系”的思想可能不完全理解，甚至有抵触，以至在年所谓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整改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有一位同学给杨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挂在系里很显眼的地方，题目叫《杨晦先生的有”鸡”联系论》。画了两本大书，一本名”文学”，一本名”语言”，上面站着一只大公鸡喔喔叫，一脚踩在”文学”书上，一脚踩在”语言”书上。人们看了除觉得好笑外，并不以为然。写大字报的同学很有想象的天才，但用错了地方，想来他会因自己的幼稚而后悔的。
”有机联系”论，系里的老师们大都是支持的，因为他们深知二者的关系，深知语言学对学文学的人在他们成长发展中的影响。王力先生是语言学大师，他既搞创作、写杂文，也搞文学翻译；魏建功先生创作了不少诗词，对书法有很高的造诣；就是平常除教学著述外很少涉猎其他事物的高名凯先生还酷爱绘画，收藏古董，翻译了不少巴尔扎克的作品。实践说明，杨先生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何以这样说呢？我的同班学长袁行霈教授，人称他为国学大师，是知名的古典文学专家，现任中国文史馆馆长、北大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成就不会同杨先生的主张没有关系，且不说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中的受益，就”汉语史”和”汉语方言学”对他研究我国几千年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乃至中国文化史来说，一定会给他不少有益的启迪。
北大人才辈出，大师级学者出了不少，北大有博学的传统是一个重要原因。且不说北大文科的先辈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的高深学养，就是理科中也不乏精通语言文字的大师。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热物理学大师王竹溪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王先生在西南联大学物理却旁听唐兰先生的文字学课，后来留学英国回北大教书。杨振宁先生就是他的学生。20多年前，王竹溪先生编出了《新部首大字典》，收字广博，释义也很考究，学术含量很高。我想这都是对北大博学精神的最好说明。
欣逢中文系成立100周年大庆之际，拉杂写出上面的一些回忆，谨作为我对北大，对中文系和老师们哺育、培养我的感谢，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我今天。
2010年3月31日
(原载《我们的学友》中文系100年纪念文集，北大出版社2010年)
后记收在这本书中的文章，是三十年来断断续续写下的。它们是对我的老师、同学、同事和朋友的一些片断回忆。写的时候都有一股感情的冲动，大多出于对他们的感激、思念或缅怀。觉得不写不行，所以每篇文章写得较快，有的甚至可说一气呵成。但由于工作和杂事缠身，平常时间很紧，以致写一篇停很久，经历这么多年才写出这么一点东西。实际上还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应该写出来。老师中像周祖谟、袁家骅、岑麒祥、林庚、李荣、杨伯峻、吴小如、黄伯荣、林昭德等，朋友中如戴文葆、张建新、廖邦兴等，同学中如吕乃岩、刘坚、谢自立等都想写，他们也都各有让我感动和可留传之事。这里列出的部分名单，内心觉得是欠的一笔债，待慢慢找机会偿还吧！但要等写齐不知何年何月了。我自己也年届八十，到了垂暮之年，加之手上还有如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词典》几件必须完成的工作，所以只好先行将写完的结集出版以了宿愿、以餐知音。
我曾多次收到朋友来电来信，看到本文集中某一篇文章后问我还有什么类似的文章，希望读一读。特别是亡友南开大学宋玉柱教授，他从日本回国时很快给我写信问我要《语文新论》文集，我回信说其中文章卑之无甚高论。他回信说特别想读我附在书中回忆吕叔湘、丁声树、高名凯等先生的几篇文章。这件事让我感到这些文章还真有同志愿意读读，增加了结集出版的信念。
我回忆这些师友们，是因为他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回忆的东西。我能有今天，同老师的教育，朋友的帮助密不可分，没有这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做成什么事的。老师们不仅给了我知识，还给了我作人做事的道理。我这一生做过几件事，如河北方言词汇调查(见商务版《河北方言词汇编》)，与陈章太同志调研编写《普通话基础词汇集》等，就得到方言学界几十位朋友的帮助。后来编写系列规范性的字、词典，更是先后有一百多位友人共同工作，并且一起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和同劳动)。这说明人一生中朋友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不得不把师友们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写出来。
我这一生虽无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从抗日民族危亡的艰苦岁月，到今天祖国和平崛起的幸福时光，就其内容和经历也是够丰富的了。特别在1953年我有幸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时的北大可谓是盛况空前，不仅名家大师荟萃一堂，团结与振奋的精神面貌也是十分罕见的。大家为建设繁荣的祖国，有一股使不完的干劲。我有幸领受了大师们治学和授业的真实精神，受到了难忘的教育。这是应该尽力留存下来的宝贵财富。与此同时，从具体人和事中，也似乎从一个时的小青年和后来的普通语文工作者的眼中，有意或无意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历史足迹，让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年轻朋友从中可以看到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个洪流中是怎样过来的，会更加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真是来之不易啊！
本书中还有几篇小文章是对一些人或事的随感。它们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反映，我觉得还有些意思，所以也收了进来，如《王力先生鼓励后生批评》《王力吕叔湘先生如何给人写序》《做人为什么这么难》等。这些文章在时有鲜明的针对性，都是有感而发的。比如王力先生鼓励后生批评，写的是我自己遇到的事。中国语言学会1983年开年会时，按会议要求发去论文提要。我的论文主要同王力先生讨论”江、河”的词义发展问题，对我尊敬的了一师的观点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结果文章未通过。我后来打听到原因，因为我居然对王力先生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见，太狂妄了！这给我很大刺激。王力先生是我尊敬而熟悉的师长，他教了我们三门课。他是欢迎人家(不管什么人)对他文章提不同意见的，不让学生对老师提不同意见显然不合王先生的思想。所以我把那篇文章寄呈了一师指教，他回信说”言之成理，可备一说”。后来我在《人民日报》上写了那篇随笔，并且暗下决心把文章改好，一定要在北大中文系王力等先生负责的丛刊《语言学论丛》上发表。后经时任主编的林焘先生帮助修改，终于在丛刊上发表了。旧事重提，是想说明要改变一种传统的旧观念是很不容易的，也说明学术大师们的思想是很开放包容的，欢迎人提不同意见的。
文章编完了，通读一遍，觉得受自己见闻和认识的局限，不少文章写得比较肤浅，不够全面。但自认为还有点可读性，记录了一些不为一般人知的佚闻，可供愿意了解这个领域中往事的朋友消闲参阅，自然也盼广大读者和师友们批评指正。本文集能顺利出版，要感谢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领导马汝军、责编郭银星同志，他们不仅鼓励有加，还做了很多不可或缺的编辑工作，连书名也是汝军同志取的。老友、作家冉淮舟同志通读了全稿，对文字又进行了润饰，衷心向他表示谢忱！
李行健
2014年9月22日于词典编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