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砚事考》-图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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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忠荣所著的《三老砚事考》一书，是写作《端砚史论》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一个”计划外产品”。是书之《黄任砚事考》，托始于《端砚史论·文化论》中的一段黄任简介，后因越写越长，喧宾夺主，遂将其独立出来，与其后撰写的两篇组合成书。
本书重在考据，力求以文献资料说事，不作无根据之演绎。书中内容，仅是对黄任、纪昀、阮元三人砚事概貌之”速写”，未及详细”刻画”。学海无涯，难以穷尽；砚道不孤，冀后来人。
内容推荐欧忠荣所著的《三老砚事考》是写作《端砚史论》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一个”计划外产品”。它是书之《黄任砚事考·文化论》中的一段黄任简介，后因越写越长，喧宾夺主，遂将其独立出来，与其后撰写的两篇组合成书。
目录黄任砚事考
上篇：宦海
诗砚双馨黄杨花
廿年六度赴考路
黄任历次会试一览表
爱镌小印端溪吏
七品县令有政声
一官罢去为吟诗
七岁思归此日归
愧过西江掷砚沙
尚存宦念重入粤
看尽浮云与逝波
下篇：砚缘
为访佳砚曾游粤?
十砚得于官粤前
三载衙斋丽泽工
归装端砚唯数枚?
词翰题镌夺鬼工
水岩仙客重情义
黄任赠砚一览表
情爱都付砚台中
古稀以后砚事疏
迟暮托砚百般了
篇余：十砚
大致符合有十砚
”生春红砚”是后补
李、沈二砚待考定
乾隆内府”四美”砚
桐城方氏得其三
福州退庵亦有二?
莘田曾孙获三砚
窳叟”甲品”必赝品
篇外(一)：砚辨，
鉴砚以《砚史》准
《砚史》卷二黄任砚铭落款、书体、
印章一览表
几多蛮烟上玉堂?
戊子铭罢甲午再?
夙好良缘多”一段”
墨香、守默皆可疑
辛卯抱病未赴粤
鹭溪何至窃莘田
兰干”黄砚”不可靠
故宫珍藏亦堪虞
津博”黄系”少”真鼎”
篇外(二)：二娘
吴门顾家工琢砚
二娘制砚不具名
蓄斋”索砚”是”真顾”
董诰”顾砚”或真品
独擅其艺廿余年
”顾琢黄铭”有几何?
《砚史》所录顾二娘制砚一览表
附录
拿云楼简编黄任年谱
《拿云楼简编黄任年谱》相关人物简介
纪昀砚事考
宦海文坛俱风流
纪公之砚九十九?
九十九研作斋额
九十九铭入黄子
砚谱恰录九十九
附录一：”九十九研斋”铭砚
附录二：顾氏”九十九砚斋”
种花人亦种砚缘
裘师赠砚寄深意
只尔多情共往还
醉翁亲付老门生
四库馆中伴校书
锡赉恩邀两朝厚
乾隆御赐”浮筠砚”
乾隆御赐”仿宋天成风字砚”
嘉庆御赐”八棱形砚”
嘉庆御赐砚
附记
上卿缟纻纷相酬
彭元瑞赠”挈瓶砚”
董诰赠”抄手砚”
戴均元赠”石函砚”
铁保赠淄石砚
伊秉绶赠”端溪老坑长方形砚”
鲍勋茂赠”龙尾石砚”
刘环之赠”圭砚”
蒋宗海赠古砚
那彦成”赠”砚
朱筠赠砚
潘应椿赠”翁方纲摹五凤二年刻石”端砚
附录一：翁方纲”缩摹瘗鹤铭端砚”
附录二：纪昀赠洪良浩”水蛀砚”
白头相对两尚书
石庵嗜砚有奇癖
朝内朝外皆兄弟
黻文砚纪两砚痴
砚真砚赝何关情?
耄耋砚友老顽童
论砚从来不苟同
纪尚书无嗜古癖
溯始婉否遂良砚
犹将绿琼媲紫玉
欲化干戈作玉帛
秉持公论说坚柔
纵评新旧品优劣
妙题西洞与青白
平生喜奏无弦琴
崇尚古雅，弦外听音
视俗如疮，化俗为雅
别趣可人，更重古法
倡顺自然，恶规方竹
随形赋意，因材施艺
重视形制，器用为功
通儒砚铭足赏会
喻砚风周勃魏收
改砚名戏拟相如
见云龙犹忆韩孟
月到天心知邵雍
持较新旧比二李
有灵词客是维崧
耄耋老人作铭忙
《阅微草堂砚谱》所录砚台纪昀题铭年龄时段统计表
此翁原不入书家
观弈款铭二疑砚
故宫博物院藏”端石观弈道人铭砚”
首都博物馆藏”端溪绿石上品砚”
《阅微草堂砚谱》所录砚台一览表
《纪文达公遗集》文卷十三所录砚铭情况一览表
《纪文达公遗集》(文卷十三除外)所录题砚诗文情况一览表
纪昀藏砚、题砚补遗
纪昀藏砚、题砚统计表
阮元砚事考
主持风会奉山斗
三朝宠遇一完人
数度蒙恩得赐砚
往来素有爱砚家
一砚一诗总关情
嗜古喜藏砖瓦砚
莫轻区区五凤砖
犹剩青陵台一寸
古砖瓦砚藏尚多
南宋宫砚遗仙馆
数过端州砚石峡
一记茶坑天下知
煌煌砚史一巨砚
配我端溪三尺研
孽经余暇作诗铭
罹遭火厄失书砚
山山水水任公裁
阮元款擎经室端砚
小玲珑山馆端砚山
琅缳仙馆端砚山
云林小景砚
海源阁冰纹端砚
阮砚宜应细考辨
上海博物馆藏”张廷济题芸台小像澄泥砚”
兰干山馆藏”张廷济赠阮元祝寿砚”
阮元、曾国藩题识”长方形澄泥砚”
广东省博物馆藏”阮元铭云蝠端砚”
后记
试读章节黄莘田出宰四会，或非首次入粤。林正青《十砚轩记》：”十砚轩者，黄子莘田旧名其读书处也。莘田去端州三干数百里，而精神嗜好独与上下岩片石梦寐，固结不可解。尝游吴、粤、燕、梁，访故家所珍藏，倒箧以求之，甚至典衣而不惜，其好之癖类如此……甲辰（雍正二年）春，莘田谒选，得粤东之四会令。”则黄莘田在雍正二年出任四会知县之前，为觅佳砚，似已有赴岭南”访故家所珍藏”之行。
林正青与黄莘田儿时起即相交，黄莘田为谢道承《小兰陔诗集》作序有云：”予髫龄时过来斋老人（林侗）荔水庄中，日与林苍岩（正青）昆季、陈德泉（治滋）、许雪村（均）往来游宴，而谢君古梅（道承）时发未燥，皆总角好也。如是者有年。”既为自小一起玩耍长大的好友，则林正青所言，有可信处。
查《秋江集》中所录诗作，却并无此番行迹之记载。然据陈兆仑《秋江集诗序》：”莘田从子惠成进士，访余邸舍，袖出莘田诗，且传命见督为序。挑灯读之，大率皆曩所见者，间有所益（增加）亦不多，而其他视旧帙减十之五。夫与其过而汰也，宁过而存之。如莘田所为，虽剩句小篇，皆有可宝，而芟夷至是，过矣。”可知《秋江集》所录，与”旧帙”相比，已”减十之五”。如此大量删减，必致部分行迹被”埋没”。故《秋江集》中未见录，并不能证明黄莘田无此番经历。
又查《砚史》卷二《蕉白砚》诗，有”羚羊峡暗秋月高，彩云一片沉江皋”之语，似有到过端州实地探访经历。是诗作于康熙五十八年六月既望，时莘田尚未官粤。
倘若真有此行，黄莘田游粤之时间，大致在何时？读林正青《十砚轩记》，云”尝游吴、粤、燕、梁”，游粤在游燕、梁之前。考黄莘田于康熙四十一年秋天参加福建乡试中举，同年，从福建起行，经浙江、江苏、山东，进入河北，到达京城（燕为旧时河北省之别称，燕京则为北京之別称），准备参加次年春天之会试，则黄莘田踏足燕地的时间，最迟不会迟于康熙四十一年秋冬。而其游梁（开封），则为康熙四十八年第三次会试下第后，出都经河北进入河南，到达开封，寓居三年。
然则黄莘田赴粤访砚之时间，应在二十岁中举以前。十砚得于官粤前
黄莘田藏砚甚夥，所蓄之砚，质美工良，文气盎然。其砚除题刻铭文外，还往往镌以印章，常用者如”黄任”、”莘田真赏”、”十砚轩图书”、”冻井山房”、”香草斋”、”神品”、”水崖之精”、”端溪长吏”，等等。其中”十砚轩图书”中之”图书”，指”印章”，即”十砚轩印章”。
《秋江集》卷四《题林涪云陶舫砚铭册后》有注云：”冻井山房、十砚轩，皆余藏砚斋名。”
冻井山房原为黄莘田曾祖父黄文焕之斋名。王元麟《秋江集注》录：”《永福县志》：黄文焕宅在麟峰山下，有冻井山房；井为靖康元年造，上有石刻三十五字。”黄莘田沿用此名以名藏砚斋，有怀念曾祖父之意。
黄莘田本对端砚情有独钟，得宰四会未久又兼摄高要，实在是千载难逢之”美差”。陈兆仑《秋江集诗序》云：莘田”宰粤东四会，兼摄高要。高要故领端溪三洞，而莘田有砚癖，喜过其望”。林正青亦有诗日：”早知天与使君便，合在人前说砚邻。”（《十砚轩记》）正因有此便利，坊间辄以为，黄莘田最著名之”十砚”，即得于此时。
事实并非如此。
《砚史》卷二《十研轩砚》言：”己亥过吴，余有诗云：‘箧装谀墓千秋纸，囊贮蛮溪十片岩。’或有嗤予者：‘人生能着几两屐？研固不必如是之多也。东坡云：墨将磨人，况于研乎！’余笑而谢之。彼世之役，役于宝珠玉者，亦不一而足也。遂构十研轩以贮十石，非质之美兼制之善者不得与焉。兹亦其一云。康熙庚子上巳，任。””己亥”为康熙五十八年，是年黄莘田已经”囊贮蛮溪十片岩”；”康熙庚子上巳”即康熙五十九年三月三日，在此之前，”十研轩”已成。
《砚史》卷二黄莘田小传：”先生少时承大王父中允公文焕所遗，并自购砚，凡十。筑十砚轩藏之。至是领端溪，值大吏弛禁开东西洞，稍有获者，然品价无逾十砚，故人仍以‘十砚翁’称焉。”十砚轩乃筑在官粤之前。
P31－P32
序言《三老砚事考》一书，是写作《端砚史论》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一个”计划外产品”。是书之《黄任砚事考》，托始于《端砚史论·文化论》中的一段黄任简介，后因越写越长，喧宾夺主，遂将其独立出来，与其后撰写的两篇组合成书。现”正品”未出，”衍生品”先行面世，可谓”有心栽花花未发，无心插柳柳先开”之又一例矣。
本书重在考据，力求以文献资料说事，不作无根据之演绎。书中内容，仅是对黄任、纪昀、阮元三人砚事概貌之”速写”，未及详细”刻画”。学海无涯，难以穷尽；砚道不孤，冀后来人。
欧忠荣
2015年元旦于拿云楼
后记”三老”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称，因本书所写的三位清代砚史名人，都是年逾八十的老者，故姑且合称之。
近年古砚拍卖市场兴起，古砚进入更多收藏者视野，作为清代赏砚家代表人物之一，黄任及其”十砚轩”的名字，常见诸网络、砚书及各种拍卖图录中，带有其名款的砚台，成为藏者追逐的目标。至于这些”名砚”的真赝，则少有人去深究，大家似乎已习惯于相信书上的”现成介绍”及”砖家”们的”考证”。恰这时本人写作中之《端砚史论》需补充黄任方面的内容，而自己又不愿做”抄书公”，遂把目光锁定在曾于肇庆所辖四会、高要担任过知县的黄任身上。细究之下，颇感吃惊。不论是坊间还是文史界，也不论是私人藏家还是公立博物馆，对于”黄任砚事”的认识，大多仅停留在传说的层面，这其中有太多不实的内容、虚假的”物证”。窃思之，一些漏洞百出的民间传说之所以能转化成人们信以为真的”共识”，一些根据以讹传讹的资料写成的文章之所以能贴上”研究成果”的标签发表在学术期刊，一些并不高明的赝砚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进入著名的博物馆或在拍卖会上拍出高价，既有那些”无识之士”懒得考究的”无心”，也不排除某些”有识之士”想要浑水摸鱼的”故意”。
《黄任砚事考》写成后，因篇幅太长，放在《端砚史论》之《文化篇》中已不合适，而独立出来后，却又显单薄，于是便接着写了阮元。选择写阮元，最初的动机还有”地方情结”。盖阮氏曾任两广总督，其间数度来肇庆，留宿于现在的肇庆博物馆及端砚陈列馆一阅江楼，是个与肇庆颇有关联的”大人物”。后来随着写作的深入，才发现写阮元实在是一个”有趣”的选择。黄任与阮元，本无关联，但在某些方面却颇有些可资比较之处，如二人皆身历三朝(黄为康雍乾三朝，阮为乾嘉道三朝)，皆得享大年，活到八十六岁，皆得重赴鹿鸣宴，皆喜砚，皆在砚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二人之际遇，却又有天壤之别。黄任”仕运”不济，命途多舛，屡受挫折。其中年罢官，晚年困顿，靠朋友接济和参与编撰地方史志获得微薄收入以维持生活。而阮元宦途通达，天子恩宠，位高权重，兼得士人尊崇，”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清史稿．阮元传》)。较其人生，一者是”穷则独善其身”，一者是”达则兼济天下”，既可比，又不可比。
本书最后写的是纪昀。有了前面两篇，接着写纪昀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首先是纪氏也玩砚，而且玩得颇有名堂。其次是纪昀和阮元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二人皆为清朝重臣，在仕途上春风得意，前者”五掌乌台古所无”，三任礼部尚书，官至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后者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宫至体仁阁大学士，晋加太傅衔。在学术上，二人同样被尊为学界领袖、一代文宗，各领一时之风骚，就连身后亦皆谥号”文达”。再次，是纪氏在三人中，颇有些”纽带”的作用。纪昀在外放任福建学政期间，认识了黄任。黄任在临终之前，把”十砚轩”中珍藏的最后一方砚寄赠了纪昀。而阮元”以科名出公(纪昀)门生门下，初入都，公见元所撰书，称许之。自入词馆，闻公议论益详”(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可见，纪昀是把黄任、阮元”串联”起来的一个”中间节点人物”。合三入之砚事为一书，自有其意味。
对于玩砚，纪昀、阮元因喜而爱，而黄任则因爱而痴。纪、阮身为朝廷重臣，相较于黄任而言，玩砚自然”理智”得多。
而纪、阮之间又有不同。纪氏一生绝大部分时间为京官，长期笼罩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加上其所处的时代，是”文字狱”最为惨烈的乾隆朝，使其不得不慎微世故，有一种”浮沉宦海如鸥鸟”之感，或者只有躲在书斋里品砚的时候，身心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放松。而阮氏一生大部分时间为封疆大吏，”山高皇帝远”，且其作为重臣主要在嘉道时期，比纪氏无疑潇洒得多，砚对他来说，更多了一些赏玩的乐趣。阮元爱砚，但更爱金石，一生醉心于对金石学的研究。正因如此，砚台又常常成了他研究金石的载体，爱得”别有用心”，那些”碑砚”就是例证。阮元兴趣广泛，对某种雅玩的关注，常与为官地之物产相联系：总督两广时，对端石及茶坑石喜爱有加，极力推广恩平茶坑石；赴云贵总督任后，又爱上了云南大理石，时以之赠送友人，并编成《石画记》五卷。砚只是阮元众多”玩器”之一而已。
黄任亦曾迷金石，家中所藏原本甚丰，其《八十生曰漫成长句十首，自感自嘲不知工拙也》诗中有注云：”古梅(谢道承)二梅亭、予家十研轩各贮汉隶唐碑百十本，每曰持挈相过从，考订题识。””后两人各宦游南北，升沉聚散，垂二十年，两家所藏金石皆云散烟销，无有完本。”不过，黄任更喜欢的是端砚。对黄任来说，砚是其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屡摈礼部、流寓姑苏之时，玩砚(尤其是”顾二娘砚”)是其最大的精神寄托；在四会、高要为官之时，砚见证了他一生中短暂的”得意时光”，且砚痴恰到砚乡为宫，本身就是一种”天意”的体现；晚年困顿之时，不得不”忍痛割爱”，砚救济了他的生活。黄任常常把对亲人之爱、朋友之情，都托付在砚台之中。一方《生春红砚》，寄托了其对亡妻的几多哀思、几许深情!
黄任玩砚，玩得专一、”痴情”，以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如纪昀《题黄莘田砚》诗所云：”诗人藏十砚，憔悴卧蓬庐。”而纪昀玩砚，是一种”寄隋”，是在宦海风浪中的”自我放松”；阮元玩砚，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别情”，玩得最为随心所欲、轻松写意。
纪昀所蓄之砚，主要得自同僚、门人的赠送，这对于玩砚的”主动性”，毕竟受限。而黄任和阮元玩砚的”主动}生”，则大得多。黄任在入粤前，专程到苏州请顾二娘制砚；在兼摄高要期间，干脆把家乡的名手董汉禹和杨洞一请到署斋，专事制砚。而阮元在任两广总督期间，除端石外，还购置了大量茶坑石，一来用以摹刻自己喜欢的古代名碑，制作碑刻砚；一来制作了不少观赏性强的山水砚。
三人玩砚的”口味”，各有侧重。黄任喜新端砚，重石品，讲究做工；所得古砚，如不合鉴赏，则重新改制。阮元出于对金石之好，喜欢收藏古砖瓦砚；对新砚不过于强调石质石品，而重其观赏性，喜欢利用石皮巧雕的山水砚。纪昀与阮氏正好相反，自谓”平生雅不信古物”，质疑”铜雀台址颓无遗，何乃剩瓦多如斯”(《铜雀瓦砚歌》句)；又对砚的雅俗十分挑剔，厌恶刻鸟镂花，对那些繁俗的雕饰及赝铭，必磨去重制而后快。其对砚之新与古并不特别关注，倒是对新石、旧石在材质上的差别极有讲究。阮元的山水砚，估计难入黄任”法眼”，更有可能会被纪昀视为”俗物”。
砚史上，黄任的贡献，在于对顾二娘、董汉禹、杨洞一等制砚家及其”砚风”的推介，在于对品砚题砚风气的推动，从而在闽地乃至整个清初文人玩砚圈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应和追随者广。纪昀的贡献，在于对时官场玩砚之风的推波助澜，在于其《阅微草堂砚谱》为后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拓片)”文献，对品砚之道和砚铭创作均具借鉴意义。阮元的贡献，在于那些碑刻砚对于古代名碑的”保存”，在于对茶坑砚的”正名”和大力推广。乾隆帝以得到几方”十研轩砚”而沾沾自喜；纪昀、阮元以得到乾隆帝赏赐御砚而备感荣幸。
比较三人砚铭，黄任为”才子铭”，文学性强；纪昀为”学者铭”，文史性强；阮元为”士大夫铭”，哲理性强，如同箴言，亦有部分纯状物者，则颇具文学色彩。黄任铭砚，多镌印章，间或数章并用；纪昀铭砚，几不用章；阮元铭砚。有时用章，有时不用章。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虽然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但由于其中与砚相关的资料有限，即使名头大如纪昀、阮元者，有关其砚事的记述亦甚少见于著录，故写作起来颇受掣肘。至于黄任，由于其只做过几年”七品芝麻官”，文献对他的记录更少，写作难度更大。为便于后来人对黄任作更深入的研究，笔者专门为其编写了年谱。年谱始编于2010年，基本成于2012年，后又断断续续有所补充。2013年8月下旬，笔者收到了北京首都图书馆倪晓建馆长寄来的《黄任集(外四种)》复印件，是书由福建省文史研究馆整理，陈名实、黄曦点校，内附连天雄、郭云所编《黄任年表》；2013年10月中旬，又在《知网空间》上搜索到了廖虹虹发表在《励耘学刊(文学卷)》2009年第1期的《黄任行年考略》。三者对比研究，取长补短，作了个别改动。在此，对二谱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相较于二谱，拙谱的编写重在”砚事”，突出以”砚事”为主线；同时，在黄任部分行迹及诗作的年份考证上，亦颇有别于二谱。
拙作之成书，得力于各地图书馆及各界朋友相助甚多。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肇庆图书馆、端州图书馆及倪晓建、王惠君、张得一、吴笠谷先生，范雪梅、赵粤茹女士等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张得一先生还为本书及各章专门刻制了印章；黄海涛先生为本书的撰写给予了许多鼓励；陈大同、李护暖、骆礼刚老师及潘建华先生为本书作校对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彩星广告公司戴奇峰、何志彬先生为本书的编辑设计做了大量工作；张爱玲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是书之不足，在所难免，尚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欧忠荣
2014年12月31日于端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