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创建乡约的吕大钧兄弟/乡贤文化丛书》-图书推荐
内容推荐 周军伟著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创建乡约的吕大钧兄弟》主要内容有：吕氏事迹，重点介绍吕氏成长的过程以及吕氏家族的简单历史；书香门第，胆识过人；订立乡约，教化乡人；教化人才，移风易俗；提倡和谐，团结乡人；善待外人，视同一家；倡导人爱，谨遵法度；吕氏乡约内容简单介绍；《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村规民约。这些内容，对构建乡村社会的和谐安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目录五子登科：三代人的奋斗 一、定居蓝田 二、走背字儿的汲郡显德侍郎院 三、五子登科：吕黄的才华拜师求道 一、道的魅力 二、嘉祜二年的道学巅峰论坛 三、道学是什么 四、张载的道师友和对手 一、同族扶持 二、门户相结婚姻 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四、吕大防与张载、二程的交往 五、吕大防与苏氏兄弟 六、对手直刚君子吕大忠 一、初入职场：慢慢地被人超越 二、知军事，善外交 三、直刚君子宰相吕大防 一、一朝成名天下闻 二、浮沉 三、宰执天下勇不可及吕大钧 一、出则勇 二、入则孝 三、胸怀天下学者吕大临 一、解经释道 二、因事论学 三、那些先生乡约：日用之道，天下一家 一、 《乡约》：百姓日用之道 二、兄弟辩难 三、历史接力：乡约的价值参考文献序言 “乡贤”，这一古老的称呼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很久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乡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颁布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里提到乡贤和乡贤文化，这应该是首次，它表明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乡贤文化，既是传承乡村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乡贤和乡贤文化淡出人们视线已久，在这一概念重新被提出来的时候，许多人并不明白什么是乡贤，什么是乡贤文化，更不知道如何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鉴于此，有必要对乡贤称谓、乡贤之说的起源、乡贤对中国乡村的作用与意义、乡贤文化包含哪些内容等，作简要回答。何谓乡贤？按照通常的解释，乡贤是指那些道德品行高尚同时又对乡村建设有过贡献的人。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道德品行高尚，二是对家乡建设作出过贡献。但如果仅仅是道德品行高尚，满足于个人修身齐家、独善己身、洁身自好，很少关心乡里乡亲，很少对乡梓作出过贡献，那么，这样的人只能称为乡隐，而不能称为乡贤。乡贤既应是道德为人敬仰、行为堪称模范的人，更应是为家乡作出过一定贡献的人。不论是教书育人、传承文化、制定乡约、调解邻里矛盾，还是乐善好施、修桥铺路、接济乡人，举凡一切有益于乡里乡亲的事情，他们总是满腔热情，乐做善为。对乡村建设的贡献，是乡贤的必备条件。如果对家乡父老没有什么贡献可言，何以成为乡贤？看一看汉魏六朝出现的一些记述各地乡贤的著作，如《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襄阳耆旧记》《鲁国先贤传》《楚国先贤传》等，其中记载的各地乡贤，不仅在道德、学问、修养、名望等方面为人称颂，成为时人敬仰的楷模，而且都是对家乡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能入各种乡贤传，绝非浪得虚名。乡贤之说起源于何时？乡贤很早就存在于中国的乡村，但乡贤之说却是在东汉中后期才逐渐流行起来的。东汉中后期，随着一些世家大族的崛起，各个郡国都热衷于撰写乡贤传记，表彰那些曾经为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作出过贡献的贤人雅士。东汉以后，世家大族成为维持中国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涌现出许多被后人称为乡贤的人物，他们对时的社会，乃至对中国历史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乡村精英的乡贤，在乡村治理、乡村教育等方面可补政府治理之不足，发挥了政府无法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些人看到了乡贤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把所属郡国那些有影响的人物事迹记录下来，于是出现了所谓的“郡书”。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谈到这类著作时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晒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刘知幾：《史通》卷十《内篇·杂述》）刘知幾是较早关注到乡贤类著作的史学家，他认为，乡贤类著作都是“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因而在地比较流行，而到了其他地方，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在谈到东汉史书繁盛的原因时，刘知幾再次提到了乡贤：“降及东京，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此中兴之史，所以又广于《前汉》也。”（刘知幾：《史通》卷九《内篇·烦省》）刘知幾虽然没有对乡贤作出解释，但他把“邑老乡贤”与“高门甲族”相提并论，表明他已经把“邑老乡贤”与“高门甲族”放在同一个层级上，充分肯定了“邑老乡贤”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乡贤对中国乡村有怎样的作用与意义呢？乡贤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他们不仅热衷于乡村治理和乡村教育，而且乐善好施、造福乡里。乡贤一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是乡里有知识、有影响的人物，经济实力往往要比一般村民好一些。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造福桑梓，所以常常在乡村建设上主动作为，只要是力所能及，他们一般不会推辞。在乡村治理方面，乡贤往往身兼管理者、参与者、协调者等多重角色，必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发挥上情下达或下情上传的作用，成为联系乡亲和政府的桥梁与纽带。在调解邻里冲突和乡人矛盾上，他们不会以势压人，而是以理服人，注重多方协调和沟通，注重平衡各方利益。所以，在乡村治理方面，乡贤是农耕文明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乡村教育方面，乡贤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乡贤大多是饱读诗书之人，他们深知文化知识对于人们的生存、生活、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启蒙教育和家庭教育。他们中的许多人自觉地担负起教育自家子弟和乡里子弟的重任，有不少人开私塾，并兼任私塾先生。虽然有的人也接受一些“束脩”，但总体来说，义务教书的情况较为常见。他们是乡村的“先生”，是传授文化知识的人，是教人向善的人。在善行义举方面，乡贤更是乐善好施的代名词。他们愿意帮助别人，勇于助困济人，乐于接济生活困难的乡亲。如东汉末年颍川郡著名乡贤陈寔，道德高尚，知书达理，处事公正，待人公平，为乡里所推重。乡里发生了纠纷，人们不去求官府，而是去找陈塞，请求他明断是非。只要是陈寔评的理、判的是非曲直，人们都欣然接受，没有什么怨言，以至于乡人都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陈寔还乐善好施，遇上灾年的时候，乡亲们缺吃少穿，他就接济他们。大灾之年，陈寔的善举不仅挽救了那些一时糊涂的人，而且教化了乡党，纯洁了世风。然，更多的乡贤是靠他们的智慧和财富造福乡里，为乡亲做好事，譬如常见的修桥铺路、接济穷困等助人为乐之事。在乡村治理结构尚不完备的中国传统社会，乡贤在文化教育、乡村治理、乡村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超稳定结构的基石，也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动力。对于乡贤，我们应该历史地来看，既要看到他们在乡村文化教育、乡村治理、乡村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他们对中国传统乡村超稳定结构的固化作用。乡村是农业社会的基础，也是各级政权的基础。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不下郡县，县级政权成为封建社会的基层政权，县令或县长通常都是七品官甚至是从七品官，县丞、县尉的级别就更低了。国家行政机构设置到县级，县以下是乡和里。乡和里的治理则借重民间力量，乡长和里长大多是由地德高望重的长者或望族的族长担任，他们没有官位，不吃皇粮，不领俸禄，只是负责维持地的秩序，帮助地方政府做一些诸如征收税赋、摊派徭役、管理户籍、教化民众之类的事情。但在乡村治理及文化教育等方面，乡长、里长则常常要借重乡贤的力量，因为乡贤有文化、有见识、有影响力，甚至还有财力。乡贤与乡里管理者相向而行、勠力同心的时候，乡里就会稳定，乡村治理就比较顺畅。这个时候，乡贤的作用就得到了充分发挥。乡贤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乡村治理的标杆，成为乡人敬仰和追慕的对象。但是，由于乡贤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们的理想、信念、追求也各有差异，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与权者同流合污，更看不惯权豪势要欺辱压榨百姓，往往是特立独行者和孤独求道者，但他们依然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服务乡里，造福百姓。如许劭主持汝南“月旦评”，大力奖掖和提携汝南才俊，评点天下名士，成为汉末继郭泰之后的清议领袖。他不应朝廷征辟，谢绝高官厚禄，以“局外人”的身份品评人物，客观公正，令人信服。又如吃尽文盲苦头的武训，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行乞办学，创办崇贤义塾，让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进学堂读书，更让人肃然起敬。再如晚清职业慈善家余治，一生清贫，却四处呐喊，奔走于大江南北，劝人行善，宣传忠孝节义，成立各种慈善机构，移风易俗，救济孤贫，而且创立戏班，编写剧本，以戏曲劝善，被人誉为“江南大善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感染着世人，固化着中国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使中国乡村这个自秦汉以来政府行政权力鞭长莫及之地，成为乡绅乡贤的表演舞台。在代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从白嘉轩、鹿子霖和冷先生等人物身上，读者依稀看到了久违的乡贤形象，所以有评论者指出，《白鹿原》就是在寻找失去的乡贤。这样的评论虽然不无偏颇，却也道出了小说的文化追求。乡贤是乡贤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从他们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传统乡贤文化在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文化教育、乡土认同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从中国古代一直到近现代，许多乡村都建有乡贤祠，用以供奉和祭奠那些为乡村建设作出贡献的乡贤们，展示各地不同的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由乡贤及其乡人共同创造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对家国文化的认同，对乡村社会的维系，对农业文明的传承，对宗族文化的延续，对乡村文明的弘扬，都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下，创新乡贤文化，就应在进一步明确乡贤文化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代意义的前提下，深入发掘乡贤文化的内在价值和积极作用。具体来讲，就是要注重发掘乡贤文化对家国认同、乡村治理、乡村教育、乡村建设、乡村文明传承等方面的深层文化内涵，通过一个个乡贤人物，阐释乡贤文化的重要价值，梳理乡贤文化的积极意义，探索乡贤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譬如家国认同，首先是基于对家族和家乡的认同。乡贤作为地的贤者，不仅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而且还常常让乡党引以为豪，人们不论处于多么遥远的地方，只要说起共有的乡贤，就会立即引起强烈的共鸣，自然而然地拉近了人们之间的情感距离，从而形成对家族和家乡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贤是家乡认同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促进家国认同的情感纽带。乡贤文化对传承发展乡村文明，对代乡村文化建设，对提升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积极意义。在大力弘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下，挖掘乡贤文化的丰富内涵，梳理乡贤文化的历史脉络，发掘乡贤文化的价值意义，进而创新乡贤文化，建设新乡贤文化，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编纂了这套“乡贤文化丛书”，把自东汉以来的历代乡贤进行梳理，系统展示乡贤、乡贤文化的历史风貌和文化价值，以期让广大读者对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乡贤和乡贤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对乡贤文化的历史作用和代价值有更多的认知，共同为创新乡贤文化、建设新乡贤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乡贤文化丛书”第一辑，我们精选了10位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各地乡贤，他们不论在教书育人、修身齐家，还是在乡村治理、乡村建设、慈善赈济等方面均作出了一定贡献，成为人们传颂的典范楷模。在本辑编写过程中，每位作者均对自己承担的人物有一定研究，但因作者较多，行文风格各异，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不妥之处，尚祈读者批评。卫绍生 廉朴2018年5月20日导语 乡贤，是道德高尚且对地方建没有突出贡献的人。乡贤，是地方的精英，对地方社会文化发挥过积极作用。乡贤，热衷乡村治理和乡村教育，且乐善好施、造福乡梓。乡贤，道德高尚、处事公正、治家严格、扶危济困。乡贤，是乡贤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乡贤是家国认同的纽带，是促进区域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黏合剂。乡贤祠，祭奠和供奉为地方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贤，展示各地不同的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由乡贤及乡人们创造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军伟著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创建乡约的吕大钧兄弟》系“乡贤文化丛书”第一辑之一种，重点叙述了宋代乡约的创始人吕大钧、吕大忠兄弟创建乡约、造福乡里的事迹。精彩页 五子登科：三代人的奋斗一、定居蓝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微不足道的事情。微不足道的意思是，这些事情小到了历史典籍根本不会去书写的程度。虽然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些事是大事，比如说生与死，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生与死都会被记录在史册上。只有那些影响了历史进程或者创造了历史的人，才能安享人生的全部事件或者片段被载入史册的权利。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认为，小事情里孕育着大事情。所以，我们的历史记录者会在大事情发生与大人物出世时，尽量追寻大事情之前的小事情与大人物之前的小人物，以便梳理出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源流与根脚。北宋立国几十年后，太常博士吕通没有归葬祖茔，而是葬于陕西蓝田，便是这样的小事情。如果不是吕通有五个孙子相继登科，名噪一时，如果不是他的孙子吕大防做官做得好，被记入《宋史》，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知道这位老人的任何事情，即便是死亡与安葬这样的人生大事也同样不会被我们知道。尽管吕通因孙子的事功而被记入史册，但我们仍旧不知道吕通的生卒年月。所以，我只能使用“北宋立国几十年后”这样模糊的时间词。甚至，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被葬在蓝田而不是归葬祖茔。《宋史·吕大防传》只给了一句话——“通葬京兆蓝田，遂家焉”。因为吕通葬在京兆蓝田，所以他的后人就安家于此，这怎么看都有太过随意的感觉。随意的文字中往往隐藏着历史的秘密。我们尝试拼一拼历史的碎片，权作本书的引子。吕通的另一个孙子吕大钧过世后，朋友范育为他撰写的墓表中提到了吕通，说“王考通，太常博士，赠兵部侍郎。……由兵部葬京兆之蓝田，故子孙为其县人焉。”吕大钧生于仁宗天圣七年（1029），卒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享年五十二岁。据常情推断，此时距吕通安葬蓝田并不算久远，年操持吕通葬礼的人中应还有在世者，至少吕氏家族中应该还有知情者在世，加之墓表虽然常有为尊者讳的言语，但写上的事情至少应能为逝者的家人所认可，所以，范育所言应为事实——吕通是兵部安葬的。这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事情，兵部为何要安葬一位太常博士，谁主持此事，经历了何种程序，这些细节已经完全不可考了。然而，在翻阅材料时发现的另一种说法，却让笔者觉得吕通安葬蓝田可能另有隐情，不妨拿出来与诸位共览。清雍正年间修撰的《陕西通志》中记载说：“黄过蓝田，爱其山川风景，遂葬通于蓝田，因家焉。”黄，即吕黄，吕通的二儿子。因为他喜欢蓝田的山川风光，就把父亲葬在这里。从宋到清，时代久远，中间又历经多次战乱，《陕西通志》的这个说法究竟可信度有多高，极难辨析。然，不排除兵部安葬一次，吕黄又迁葬自己父亲一次的可能，虽然这样看上去更加功利化。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推测，由于文字材料稀少，即便加上地下材料，比如考古发掘吕氏墓葬，关于吕通，能够确认的仅仅是他最终埋葬于蓝田。他安葬于蓝田这件事的所有的秘密与疑惑，都已成为历史的秘密。吕通葬于蓝田为蓝田带来的最大的文化财富是在后世的文化史、思想史叙事中多出来了以蓝田吕氏为标签的几组词：蓝田四吕，蓝田四贤，蓝田三吕，等等。这些词说的其实是同一群人：在宋代的文化史中留下姓名并成为后世传说的吕黄的儿子们（吕通的孙子们）。蓝田四吕和蓝田四贤是指生活在北宋中后期的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四人。其中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因从学于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故称为“蓝田三吕”。在年的文化界，蓝田四吕是与“三苏”（苏洵、苏轼、苏辙）齐名的人物。不过“三苏”均以文学著名，而吕氏兄弟的成就分布在政治、思想、学术各个领域。在文化大变革的时代里，传统文化如何被我们理解并消化吸收，也许应以百年为时间单位。历史上那些光辉的人最不欠缺的就是时间，他们有一种神奇的穿越未来的能力。蓝田四吕就是这样的人。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