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 在我呼喊时 20世纪的见证文学 克洛德 穆沙 轻与重文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籍畅销书排行榜HDSF云图推荐-图书推荐

书名：谁 在我呼喊时 20世纪的见证文学

书号：9787567528420

作者：克洛德 穆沙

出版时间：2015年3月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38.00元

见证文学是现代一种特殊体裁的自传文学，它指的是遭受过毁灭性战争、种族灭绝、集中营或死亡劳动营等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内容，创作的日记、回忆录、自传体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克洛德•穆沙的《谁，在我呼喊时》是法国近年来研究见证文学的一部力作。作者既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学者，又是知名的诗人。

在《谁，在我呼喊时》中，克洛德•穆沙围绕着见证文学的文学性，展开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追问：在文学甚至语言没有生存余地的极端情境下，何以会有伟大的作品诞生？一个本应以忘却减轻痛苦的人，为什么终于提笔记录？如果说，任何种类的极端情境的共同特征就是人与人关系的断绝，那么，在断绝之后到来的我们，对于这种产生于断绝的文学，能不能真的进入，与它建立一种冷峻深刻的联系？在下的情境下，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普遍的人的消失中，见证和诗有什么内在的关系？

作者简介：克洛德•穆沙（Claude Mouchard），法国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巴黎《诗&歌》杂志副主编。曾长期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创立比较及普通文学系，并任第一任系主任。代表作有评论集《人的大漠》（1981）、《谁，在我呼喊时 ——20世纪的见证文学》（2007），诗集《这里》（1986）、《空中》（1997）、《证件》（2007）等。2011年以其诗歌和翻译成就，获韩国昌原国际文学奖。

译者简介：李金佳，诗人，现任教于巴黎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译序/1

他们无法统治空间

——读罗伯尔·昂代姆的《在人类之列》/14

空中的坟墓

——读曼德尔施塔姆、策兰和凯尔泰斯/44

我的良心是一只歪扭的鞋

——亚沃罗姆·苏兹科维尔在纽伦堡/73

在黑夜的边上

——读沙拉莫夫/86

杀人的一刻

——读大冈升平的《俘虏记》/106

他靠给予存活

——作为见证者的扬尼斯·里索斯/120

撕开世界的平乏

——关于于坚的未定笔记/137

诗与痕迹

——第一届西南联大文学节上的演讲/156

附录一冻僵的人（长诗《证件》节选）/169

附录二如果这就是生活？/179

克洛德·穆沙（Claude Mouchard）的《谁，在我呼喊时？》是一本研究见证文学的文学批评集。在近二十年来法国学者对于见证文学的研究中，这本书堪称力作。对“见证文学”这种提法，国内读者还不十分熟悉。借此译序之机，我对这个文学体裁先略作说明，以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论述对象，以及它的情感氛围。

见证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自传文学。它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作为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内核，写出的日记、回忆录、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若对见证文学的形成做一历史考察，可以上溯到经常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第一场现代战争的美国南北战争，而通过一己之经历，记述并反思这场战争之惨绝人寰的作品，比如惠特曼的《内战备忘录》（1863—1865），就经常被认为是见证文学的源头。然而严格意义上的见证文学，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因为从这一次战争起，极端形式的暴力开始同现代国家机器紧密勾结，在某一相长的时期里，作为一种统治的纲常、一种或显或隐的“善”而存在。它依托于庞大复杂的官僚制度、高唱美丽的意识形态话语、或先进或原始的杀戮技术，有组织、大规模地消灭某一类型或某些类型的人。而界定或制造这些类型，既是国家权力的一个核心齿轮，也是它的一种氛围性的象征能力。

在一战中还是作为倾向而存在的这种制度化暴力，随着一战后各种现代类型的极权制度的建立，得到空前发展，而其所指的主要对象，也由一个外在于“我们”并因这种外在而构成威胁的“他们”，变成那个在“我们”之中以其存在本身败坏“我们”的“你们”。或者说，由外敌变成败类。杀戮哲学这种由“敌对”——敌对尚含有某种平等观念——到“清除”的转变，使国家的、体制性的犯罪，在组织形态上由“战”转为“治”，而其直接涉及的人数也就随之陡然加大数倍。灭绝是极权制度的大同之治：这在二战时期——二战中的太平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得到最精粹的体现。这一可怕的“治世”的余波，直到今天还在世界某些角落此起彼伏，并且随着资本主义全力推进的人的非人化进程，随时可能狂澜一样重新涌起。由国家罪恶而导致的历史浩劫，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频繁发生，以至于它可以被看作奠基性、定义性的代人的经验，成为贯穿于形形色色之“我”的一种集体人格。与此相应，书写这种历史浩劫的见证文学，在20世纪后半期也就发达一时，硕果累累。这不幸又一次印证了卢梭关于世丧乱而杰作出的说法。

见证文学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本“浩劫录”，都可以用“我的浩劫”作为副标题。它的产生有两个必要因素：一是浩劫的发生，构成见证的对象；一是经历浩劫的人，构成见证者。这个见证者，不仅遭受了浩劫带来的苦难和戕害，还要有相大的承受力，能够从苦难和戕害中活过来，在浩劫之后书写浩劫；相执着的记忆与思考的欲望，不是用忘怀痛苦来追求新生，而是毒蛇恶鬼一样纠缠于往事；相成熟的写作技巧，能把被自己内化的浩劫诉诸笔端，使其变成一种存活于作品的文学经验。一言以蔽之，作为见证文学之见证者的我，必须足够我，才能在一场以消灭我为目的的浩劫中真正在场，才能在浩劫后出于也许无谓的坚贞，着鲁镇中听故事的人，把那一种过往的在场讲述出来。而这一足够我的要求，大概是他们人生中最沉重的负担，甚至比浩劫本身所强加的肉体苦楚，还难以承受。也正是足够我的这个先决条件，可以使我们理解：灭绝性的浩劫曾在许多空间、时间里发生，而见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却是在现代的欧洲格外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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