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传（第二辑）李长之作者简介、书籍目录、内容摘要、编辑推荐
李长之先生《韩愈传》的独到之处，在于其非常注重从人格层面上来阐释韩愈的平生所为。
他认为古文运动之所以成功，与韩愈好群的性格有关：“……韩愈永远是有群的生活的人。所以他能有号召，能成派，再加上煽动的笔锋，雄辩的辞令，古文运动之成功于韩愈之手，不是偶然的。”
作者简介
李长之（1910-1978），山东利津人。
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哲学系。曾与吴组缃、林庚、季羡林并称为“清华四剑客”。
他的主要作品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批评精神》、《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史略稿》、《德国的古典精神》、《鲁迅批判》等。
书籍目录
用浪漫的笔触写韩愈的传记——说长之先生的《韩愈》于天池李书自序一 导言二 籍贯和先世三 嫂嫂．侄儿·乳母四 游学京师五 考场失败六 挣扎七 东行八 初入仕途九 徐州小住一○ 再度西上一一 四门博士一二 《送孟东野序》一三 阳山之贬一四 郴县著书一五 北行途中一六 国子博士一七 分教东都一八 进学解一九 淮西用兵二○ 《谏迎佛骨表》二一 宣抚镇州附录 编者按 一 原道 二 原性 三 原毁 四 读荀 五 师说 ……编后记
章节摘录
韩愈考中了进士，为什么还不能立刻进入仕途呢？原来按唐朝的规矩，在礼部登了进士第后，还要经过吏部的考选，按程度高下，才给官做。但是吏部的甄别试验，韩愈却受了一些挫折。
在吏部里，有一种“博学宏辞”的科目，假若考取了，尤其可以得到较好的位置。韩愈在他考取进士的第二年，就又应考博学宏辞。
在考试时，有《上考功崔虞部书》，他说本不赞成现在的考试，因为大家都是只在“取名致官”，谈不上“事业功德”，而且古人四十而仕，他说离这也还有十四年，不过实际生活太压迫了，“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居贽仆之资，无僦袍粮食之给”，所以也就逃不了这一关。他那时躁进烦闷的话，是有这些：“始者谬为今相国所第，此时唯念，以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趋时，而偃仰一室，啸歌古人，今则复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
同时又有《应科目时与韦舍人书》则在锐进之中而仍表现他的倔强。他自己承认是一个“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的怪物，如果得水，可以上下于天，风雨变化，否则就将困于穷涸，为狺獭所笑，可是接着说：“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日：‘烂死于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虽求援，但援不援不在乎，这是他的倔强。
这次考试的题目是《太清宫观紫极舞赋》和《颜子不二过论》。在后一篇文里，他解释所谓“过”，并不是发于行，彰于言，而后为过，凡是生于其心，即为过。圣人根本没有过，颜子则比圣人差一等，但能止之于未萌，绝之于未形。不二过者，就是不二之于言行而已。这说法颇新奇，可代表韩愈早期的哲学思想。他后来的《原性》，把人性分为三等，未始不是进一步的发挥和修正。
但是这次考试却失败了，第二年，二十七岁了，再参加博学宏辞考试，那次的题目是《学生代斋郎议》。学生系指国子监的学生，斋郎是奉宗庙社稷的小官，翰愈主张不能代，因为“宗庙社稷之事虽小，不可以不专”，学生也有学生的本业，他们是要赞教化、成德艺的，不能分他们的心，耽误他们的功夫，结论是：“考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文采虽不见丰富，但是颇有条理。
可是仍然失败了。这一年，他曾回沁阳省墓，在郑州曾作有《赠张童子序》，勉以“夫少之与长也异观。少之时，人唯童子之异；及其长也，将责成人之礼焉。成人之礼，非尽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则童子宜暂息乎其已学者，而勤乎其未学者可也”。
次年，他又作第三次的尝试，这时是二十八岁。谁知道，还是失败。
难道博学宏辞的考试，竟与进士的考试有什末大不同吗？并不然。“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答崔立之书》），哪里有什么不同！
韩愈为生活所迫，而去求仕，因而走上了考试的路。这是职业，而不是事业。他心目中的文章，也岂是考场中所需要的，因而他的苦闷来了，看看自己考场中的文章吧。“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于是“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了。
他愤慨地说，就是让坟墓里的大文学家出来应试，也一定失败：“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设使与夫今之善进取者，竞于蒙昧之中，仆必知其辱焉。”
然而就是这五位豪杰之士考试失败了，也何损于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自负，也岂能和一时的得失相较论？韩愈的真正抱负也的确不在此。他说：“方今天下风俗，尚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仆虽不贤，亦且潜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荐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二者将必有一可。”他的意思是：愿意贡献于教育或军事，救国家之急，否则就将从事历史著述，学《春秋》的褒贬。
至于他现在之参加考试，不过是：“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这时，崔立之因为他三次失败，拿献玉者之“虽两刖足不为病”来劝慰他，他大不以为然：“仆之玉固未尝献，而足固未尝刖，足下无为为我戚戚也。”
古文家的最大的毛病是不说真话，只是装腔做势。所以他们的论文，多半是装点门面，祭文多半是宗教仪式的附属，书札也多半是应酬敷衍。然而这篇《答崔立之书》却是非常真挚的。张廉卿批评这封信是：“自行胸臆，信笔写出，自然郁勃雄劲，真气动人，作家所不磨灭着实在于此。”这话是对极了。
由《答崔立之书》看来，二十八岁的韩愈在考试上虽不顺利，但已经写出不朽的散文，又已经确立不朽的抱负了。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现当代批评家中，像长之先生这样具有诗人气质和浪漫精神的人是颇为少有的。他推崇孟子、热爱司马迁的文章，他的批评文章也便更多地得益于孟子和司马迁的影响，具有一种恢弘而疏朗的奇气，一种极具浪漫色彩和热情的论辩的情调。由于长之先生早年研习哲学，又受德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影响，这使得他的批评文章能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思维缜密，尤能大处着眼而具有一定的体系性。他的批评文字往往把浪漫文采的表达和学者深厚的功力统一在一种理性的明晰表述中而魅力独具。也因此，长之先生的批评文章极具个性色彩和风格特征。”
——于天池：《忆李长之先生》
“民国时期，李长之的传记批评侧重从审美视角来品味传主的浪漫气质，赏评传主的艺术成就，通过人格与风格之互释，来体验并沉思某种生命状态，进而感悟并关爱某种人格所表征的精神高度与心灵境界，期待在追寻自我生存价值的同时，也汲取先贤的思想资源以继承并发展重在“立人”的五四传统。这种对人物心灵气质的直觉与妙悟，正可让人领略到《世说新语》的流风余韵。”
——张蕴艳：《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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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李长之的传记批评侧重从审美视角来品味传主的浪漫气质，赏评传主的艺术成就，通过人格与风格之互释，来体验并沉思某种生命状态，进而感悟并关爱某种人格所表征的精神高度与心灵境界，期待在追寻自我生存价值的同时，也汲取先贤的思想资源以继承并发展重在“立人”的五四传统。这种对人物心灵气质的直觉与妙悟，正可让人领略到《世说新语》的流风余韵。